本网通讯员 孙向方
“十一五”应是中国电力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电力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优化火电结构,加强需求侧管理和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三个方面一起发力。 火电发展转折期 随着近期电力供需矛盾的缓解,更加坚定了一些人电力“拐点”初现的判断,并对“十一五”电力抱有乐观的态度。而事实上,“十一五”乃至未来,我国电力发展之路注定不会太轻松。 人均能源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承载能力极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能源与环境问题。到2010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将达到8亿千瓦,火电装机约为5.7亿千瓦,仅电煤需求量大约16亿吨左右;2020年电力装机将达到9亿千瓦左右,电煤需要大约18亿吨,全社会用煤近40亿吨。从中国煤炭的资源和产能来讲,40亿吨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可能实现。同时,即使我们能开采出足够多的煤炭,也只是寅吃卯粮,透支有限资源,严重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是我们怀疑电力能否按照人们预想发展的首因。 其二,随着装机容量的增长,我国的火电生产中有害气体大量排放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排放大气的二氧化碳将达到46亿吨,同时,我国二氧化硫环境承载上限是1520万吨,而到2020年排放量将达到3000多万吨,将导致更大范围的酸雨和生态灾难。 美国科学家11月1日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预测,全球气候变化将极大地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系统,进而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科学家指出,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增加,将更适合病原体孳生,疟疾、莱姆病、西尼罗热和哮喘等疾病都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硬蜱是莱姆病的病原体——伯氏疏螺旋体的传播媒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适合硬蜱孳生的地区面积到2080年将扩大2倍多,莱姆病将更加困扰人类。传播疟疾和西尼罗热的蚊子,在更温暖的气候中也会繁殖更快。又比如,气温升高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刺激豚草生长,而豚草花粉又是引发人类哮喘病的过敏原,气候变暖引发的频繁风暴和沙漠化等也会增加哮喘过敏原。科学家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还会破坏森林、农田、自然湿地等生态系统,进一步加重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而这些损失,最终都将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我们为煤炭产量和电力装机快速增长沾沾自喜时,很少从统计数字背后去关注支撑经济增长的隐性代价和潜在成本,关注这种成就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笔者认为,资源环境约束在未来十年将越来越明显,在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中国必须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管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不计成本地盲目发展,最终受害者是我们自己。因此,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十一五”火电必须优化发展,同时加快小火电的关停步伐,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加大环保投资,这是“十一五”乃至未来电力的重要路径选择,不然,资源环境危机必将加速逼近。 需求侧管理亟待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实现这一目标,电力需求侧管理应当是最有力的武器。 近几年,电力需求侧管理受到了全社会的极大重视,通过需求侧管理削峰填谷,降低了高峰时的供电压力,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还远远不够。真正意义上的需求侧管理是应用经济技术手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电力用户的能源消耗,并非是电力紧张时的“计划用电”或者“有序用电”。目前我国需求侧管理仍以移峰填谷为主,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和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渠道,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并未调动起来,导致需求侧管理雷声大雨点小。 笔者以为,目前的需求侧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需求侧管理应当是应用经济技术手段,从日前的以移峰填谷为主向提高能效转变,最终降低电力用户的能源消耗强度,达到建设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会的目的。而目前我国需求侧管理仍以移峰填谷的计划用电为主,缺乏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不利于有效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我国需求侧管理也缺乏有力的经济激励政策,近几年我国相继出台和完善了多种分时电价和差别电价,有效地支持了需求侧管理的实施,但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弱,特别是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渠道。这也正是造成这项工作停留在有序用电层面,而提高能效难以深入开展的主要原因。 目前需求侧管理的制度安排也不够合理,按照去年下发的《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电网经营企业作为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主体,受政府委托研究提出电力需求侧管理规章、标准、规划及政策建议,并在电力系统规划、生产和运行管理中落实。而实际上,需求侧管理只是一些供电企业供电紧张时的权宜之计,作为企业,他们更看重的是售电量指标,如果电网有足够的供电能力,电网企业肯定希望多卖电。所以,让电网经营企业充当需求侧管理中的重要角色,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加强需求侧管理,政府首先应当提高认识,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法规、激励政策,建立强有力的需求侧管理机构,用行政和经济技术的手段推动,而不能指望供电经营企业做多少事情。 用新能源点亮未来生活 11月6日,国内首份有关中国发电发展现状及未来前瞻的报告正式对外公布。报告指出,从长远看,我国常规能源正在不断减少,2030年以后我国水资源将完全开发完,煤炭开采和运输将更加困难,为保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加快转换能源战略,加速调整电力结构,大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过分依赖,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目前发展可再生能源并非一帆风顺,最关键的现实问题,就是目前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还是过高。 目前我国1千瓦的风力发电,其成本大约是8000~10000元人民币,传统的1千瓦火力发电,其成本仅仅需要4000元人民币。风电的成本是传统火电的2~2.5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其设备造价贵,我国很多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技术设备都是引进国外的。我们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并对发展可再生能源进行政策性补助,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是寸步难行。 解决可再生能源成本过高的问题,目前世界上的普遍做法是政府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并采取相关的财税政策进行补助,鼓励广大用户使用“绿色电源”。很多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都设立了新的促进项目。不少国家已把能源发展合作项目更多地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仅德国去年就为能源项目提供了5亿欧元的资助,其中半数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益。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政策,从根本上形成发展的良好环境。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带来的环保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效益,是全社会共同受益,应坚持全社会共同负担的原则,发展初期的高电价应由全社会来分担。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实行增值税减免政策,激发社会各界的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正缘于此,人们对明年开始实行的《可再生能源法》充满了期待。 按照能源专家的判断,未来一百年的时间,常规化石能源由于枯竭将逐渐退出各国能源,我们未来的电力需求大部分需要可再生能源提供,而从目前可再能源在我国能源中的比重看,我们的发展速度已经严重滞后,这将对未来能源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十一五”应是中国电力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电力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优化火电结构,加强需求侧管理和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三个方面努力,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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