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经济在燃煤之急、缺电之虞、少油之忧中备受煎熬。在拉闸限电的“科普教育”中，老百姓深切体会着能源稀缺对生活的影响。今年两会期间，煤电油运成了代表委员发言中出现频次极高的词汇。

　　2004年，还有五个耳熟能详的字开始影响中国。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官员正忙着指挥属下，把“科学发展观”五个字粉刷在公路边的牆壁上，作为“落实中央精神”的具体行动之一。

　　但科学发展观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形态，应该变为政策、制度和实践。于是，在能源稀缺的今天，有一种力量将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科技。

　　传统能源：靠技术焕发青春

　　经济社会转型之今日，很难用单一的判断来描述你所面对的中国。我们姑且记录其中的一些事件、一些人和一些瞬间。比如2004年12月30日上午的10点17分。

　　那一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宣布：“西气东输工程全线建成，正式投产。”这意味着120亿立方米天然气用气计划全部落实，离新疆气源地几千公里外的上海市民也可以用管道输送的天然气做饭、取暖了。这条全长4000公里的管道干线的建设问题是一道世界级的难题，破题者是40多家专业设计、科研院所的数千名科技人员。他们对700多项科研课题进行了攻关，管道科技含量达到了当今世界先进水平。

　　煤是我国能源构成中的“大哥大”，由于需求量的持续增加，2004年里煤价始终处于高位，笑容挂在那些为煤而谋的人脸上，不过，运输难问题也时不时让他们的笑容中夹杂了些许苦涩。

　　这时候，一项技术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煤变油。2004岁末，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所宣布，目前世界上纯度最高、最优质的清洁柴油提取技术喜获突破，从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可以将煤变为高品质柴油全套技术的国家之一。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项技术关乎一个产业的命运。”这句话正在来势凶猛的“煤变油”项目投资风暴中应验。今年开年，中国第一个“煤变油”试水企业——神华集团宣布，“煤变油”已经突破了核心技术，迈出了“煤变油”产业化的关键一步。这一信号犹如一支高倍“兴奋剂”，一时间，几乎在每一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都在谋划上马“煤变油”项目。

　　我们无意评价这场“煤变油”投资风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煤变油”技术对于煤多油少的中国，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管科技的副总经理周吉平眼里，石油工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资和高风险的行业。而石油科技突破是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为现代世界石油工业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石油科技创新的文明进步史，技术创新不断增强着人类获取石油的本领。

　　周吉平告诉记者，目前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我国三项重大石油科学技术有效地指导了大型油气田勘探开发：在陆相石油地质理论指导下，中国打破了“贫油”的结论，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大型油气田，最新资源评价结果显示中国石油地质资源量1041亿吨，可采资源量也在150亿吨左右；大型非均质砂岩油田开发理论与开采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大庆油田在年产5000万吨水平上稳产了27年，创造了世界奇迹；复式含油气区滚动勘探开发技术，使得小于1平方公里的小断块油藏得以有效开发。此外，我国还有五项石油技术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说实话，很多技术问题记者听得也是云里雾里，不过有一件事还是听明白了，就是在我国，石油越来越难采了。我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为32%%，这一指标并不算低，但仍意味着有2／3的探明储量靠现有技术难以采出；如果全国已开发油田平均提高采收率1%%，就可增加石油可采储量1.8亿吨，相当于新探明一个5－6亿吨的大油田。而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在市场风浪中练就的

　　今年2月28日，《可再生能源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立法速度之快，超乎寻常。风能、太阳能、小水电等并网发电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让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摸爬滚打了20年的黄鸣代表兴奋异常。

　　2003年3月，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黄鸣把装订精美的立法议案交给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黄鸣代表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3年的9月23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宣布：“应黄鸣和其他50多位代表的强烈呼吁，《可再生能源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3月3日，记者在山东团住地见到了黄鸣代表。他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还是数得着的。以太阳能为例，我国的光热转换产品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76%%，拥有很多自主创新技术。“我们的本领是在国家支持很少的情况下，在市场竞争中练就的。”

　　两院院士石元春把生物质产业称为古老的新兴产业。其魅力在于，它以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产废弃物、有机垃圾等农林废弃物和环境污染物为原料，使之无害化和资源化，可以生产出上千种能源等化工产品，直扣“三农”、能源和环境三大主题，并起着全局性和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石元春说，生物质产业的工艺、设备和产业化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间有较大差距，但在资源和某些技术研究上是有优势和令人鼓舞的。如能利用全国每年50%%的作物秸秆、40%%的畜禽粪便、30%%的林业废弃物，以及开发5%%、约550万公顷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和建设约1000个生物质转化工厂，其生产能力可相当于5000万吨石油的年生产能力，相当于一个大庆。他相信在近一二十年里，生物质产业会创造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

　　能源科技战略：谁来规划长远统揽全局

　　曾多次参与国家能源战略制定的陈勇代表自嘲自己是一个“井底之人”。而井底的人看到的都是天空的一隅，他们往往受自身专业和本部门利益的局限，缺乏战略性和宏观性。政府和技术专家在能源规划、决策等问题上的定位和角色非常重要，不能错位、不能替代。要严格分清能源战略与战术问题，战略不是技术专家的特长。应由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和战略专家制订，战术问题可以交给技术专家。而目前的情况较为混乱，政府官员喜欢就技术发表意见，而专家则在积极参与规划制订，并起主导作用。

　　他说，我国尚无专门的国家能源机构，而其职能和相关工作均分散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土资源部以及由原政府机构转制而来的天然气、石化、煤炭、电力公司以及能源研究会、部门的能源委员会。由于各部门涉及部门利益，或缺少权威性，因而，无法制定统一的国家能源规划、政策、战略以及研发计划，甚至有时由几个部门作出的国家能源构成的统计数据都不一致；难以在国家层面考虑我国的能源规划（资源分布、经济发展、发展模式、战略布局、产业结构），不能统一指导、协调能源技术的研发，研发的成果也难以尽快实现转化。

　　陈勇代表说，虽然新一届政府已在国家发改委设立了能源局，但其层面较低，难以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如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开发工作国家层面无人协调、指导和领导。因此，应当尽快成立国家能源部，统揽全局。

　　科学发展观首先应体现在战略上要有科学性。陈勇代表认为，国家的能源科技战略应当是一幅立体的画卷：在横向上，应当根据区域定位、产业结构和资源状况，因地制宜，发展多元化能源；在纵向上，要分出层次。对于满足经济发展的近期需求、我国又比较落后的技术，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尽快缩小与国际的差距；在中期战略需求层面，可能带来补充和替代的能源技术，国家应当加大支持力度，鼓励自主创新；那些属于远期战略需求的技术，要有长远眼光，尽早进行理论和技术储备。最终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民族能源工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分析，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需求在25—33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的两倍。在开源和节流两方面，人们都对科技投以了期待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