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木林：国营企业家要想办法改变环境

陈木林：武汉凌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59岁。曾获全军和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优秀建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体制是个大箩筐，什么搞不好的事都往里面装 湖南衡阳一董事长状告上市公司一案，和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不可调和。现在有一种倾向，国有企业什么搞不好的事情都怨体制。体制是个大箩筐，搞不好的事情都往里面装，这是不对的。国有企业的体制，其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家只能为国家赚钱，而不能把国家的钱朝自己口袋里装，我们不是资产的所有者。国有企业家不要看到民营企业家赚钱心理不平衡，因为他们是靠资本赚钱，我们是靠管理能力赚钱，资产是国家的。

国有企业体制和民营企业体制相比较，在市场应变能力性上要差一些，但这一点可以靠其他方面弥补。凌云集团在开拓市场时吃过亏，我们有很多对手都是民营企业，他们的机制灵活，有的存在偷税、行贿、低价位等不正当手段竞争，我们也曾竞争失败过，但目前我们凌云集团壮大了，在全国同行业位于前列，我们靠什么？靠信誉和实力。所以不要光怨体制，要找出我们体制中的“优”去针对竞争对手的“劣”。

大环境改变不了就改变小环境

这些年国有企业家有很多抱怨，其中很主要的一条是待遇，待遇的核心是钱。国有企业家要么受穷受累，要么去医院去法院，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一个企业家要善于发现和创新，善于改变环境，大环境改不了，就去改变企业内部的小环境，凌云集团作出了很多尝试。

首先我们在集团内部实施改革，根据劳动和贡献分配，解决国有企业职工一辈子下来手中无钱的问题。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2000年职工人平收入1.6万元，但少的只有2000元，高的一个月就有1万多元。我认为，一个企业家只有首先解决了职工的未来问题，才能彻底解决自己的未来问题。

其次，我们作出了一个改革尝试。在职工中实行按资本分配，即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成立凌云集团职工控股会，然后注册一个没有国有一分钱的民营性质的共富投资公司，什么项目最赚钱就投资什么，可长期可短期，有的项目成功了可高价卖出，再不需要“婆婆”批了，共富公司董事会就可以决定。职工既是职工又是股东，集团公司领导也成了股东，但他们的投资额必须比工人高出10-20倍，要比一般职工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职工最低5000元，最高投资者达50万元。2001年，分红利达到25%。既初步实现了职工收入多元化，又实现了只有职工富裕、高级管理层才富裕的初衷。我们的目标是3-5年，在凌云集团出现一批百万富翁。那么我们这些老董老总们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59岁现象是炒作 我今年59岁，将来肯定要退休。前一阵子社会都在探讨一个59岁现象，我认为这是把个别事例一般化了。一个企业管理者要贪，不一定要等到59岁，现在企业界，年轻的管理者出事的远高于五六十岁的管理者，这是什么现象？所以，出不出事，协调得好还是不好，关键要看企业家个人素质。机制和机遇都不是上面恩赐的，企业家个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国有企业家无法决定的事情很多，但又要在有限的空间做好，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不能怨天尤人。这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关键要靠企业家的理性与智慧，靠他的创新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尔程：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陈尔程：现年70岁，原武汉东西湖啤酒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获武汉市、湖北省、全国劳模称号，中国啤酒协会副会长，湖北省、武汉市企业家协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代表。1998年67岁离休时，武汉市政府因其贡献卓著奖励其汽车、住房和现金，折合76万元。

转型期的国企出现湖南衡阳这个现象具有一般的规律性 衡阳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遭遇虽说很特殊，但是具有一般的规律性。在企业界，有许许多多国有企业后任否定前任，企业家退休后待遇不能落实的现象发生，它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在目前经济转型期和各个方面的矛盾。

什么是国有企业？实质说，国有企业不光资产是国家的，连人都是国家的。国有企业谁说了算？董事长说了算吗？在国有企业里，董事长的权力有很大的局限性，衡阳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试图通过有很大局限约束的董事会，达到决定自己待遇的目的，本身就具有悲剧性。在国有企业里，政府说了算，而每一级政府又是由变动很大的个体领导者组成。企业家做出了贡献，奉献了辛劳，但你的待遇和你的主管部门领导差距大了怎么办？

要保证待遇、目标和战略的连续性是很难的 国有企业家的这些矛盾和遭遇肯定有问题。我们目前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得如何也关系到企业家的命运，结合得好的地方，企业家命运要好一些，反之亦然。

企业家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国家和上级部门不可能给企业家一个现存的东西，企业家只能靠自己的悟性，在吃透中央精神的情况下创造一条路出来。衡阳公司董事长的做法既没有解决问题又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这就是没有创新。一个企业家不单是企业管理要创新，而且思维也要创新，要敢于做前人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凌云集团陈总的做法就是一个创新。结果是解决了问题，缓和了矛盾。我当年在东啤集团，下属有一个矿泉水公司，我们的桶装水的部分就在搞民营个人集资办公司，集团公司拿的钱很少，由民营集资控股，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有一些职工在其中受了益，可惜我退休后，没有执行下去。

国有企业家的目标和战略如何才能延续 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靠谁来选定？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无法谈其目标和战略的延续性。企业家不是职务和职称，而是一种荣誉称号。企业家不是上级任命的，不是学校培养的，而是由市场来选定的。

政府要宽容企业家，允许企业家在合法的情况下关心自己的利益。政府不能错位、越位甚至代替企业家做事。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深化，国有资产可以不控股，更多的股东参与进来，董事会的权力就大一些。如果是这样，衡阳公司董事长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李和坤：政府要理解国有企业家

李和坤：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50岁。现在是湖北生产力经济学会常务会理事，中国生产力学会理事。武汉市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

政府官员对企业家要理解 衡阳的悲剧不要简单理解成后任董事会和前任董事会的矛盾。实际上暴露了企业家和政府主管者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很多政府管理者把政府的功能和目标与企业的功能混为一谈，很多矛盾由此产生。

我们政府官员对企业家要求个人待遇，甚至待遇比主管的上级多出很多，要理解，因为他们的待遇背后有风险性，只要合法合理，可以宽容一点。

政府凭什么标准选择企业家 国企之所以叫国企，同时包含了两种性质，既“国”和“企”，就必须调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不一致，趋同于一致。打个比方：各级政府好比各个级别的教练，企业家好比是运动员，教练有级别，而运动员则要靠运动场来确定级别。如果教练根据自己的个人恩怨观点来选运动员，很可能在运动场上败得一塌糊涂。

政府选择了企业家，就要敢于给企业家待遇。在国企，企业家个人没有资本，但能力和智慧也是一种资本，当他们要一定的待遇的时候，只要合法合理，政府应予理解和宽容。

政府官员的角色转换上要比企业家慢 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期，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确立，计划经济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转换过程中，企业家要转换，政府官员更要转换。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和政府间的矛盾，都是因为转换引起的。总的看来，企业家转换要比政府官员要快，他们接触的是活生生的市场，但这又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转换角色比企业家慢，如何去管理？如何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