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熟知。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而今用这首歌作为温州商人兵败山西的背景音乐也十分的贴切。
    何以兵败山西
    “手里的煤矿即使亏本转手现在都没有人要了，现在的小煤矿真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要啊！”温州老板欲哭无泪，对着媒体镜头束手无策的画面频频出现。
    造成这样的局面，其实也并非偶然，早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山西就开始对煤炭开采业进行规范和整顿，计划２００５年底全部关停９万吨以下小煤矿，对山西的开采业全面洗牌，煤矿总数减少３０％以上，为了使此项工作稳步推进，后来的时限推迟到了２００６年底，但还是给了温州炒煤团当头一棒。前不久在国家安监总局最新确定的年底前关闭４０００个煤矿计划中，仅山西就承诺关闭１２００个。这无疑引起了温州煤商的巨大恐慌。因为温州炒煤团所控制的煤矿大多集中在６万吨之内，大多都在关停的范围之内，引起恐慌，再所难免。限小政策直击要害，昨日还车水马龙的热闹小煤矿，如今已是到了生死大限。非官方统计有７０％的温州商人已经撤离或者正打算撤离山西，剩下的３０％不是不想走，而是资金投入太多，根本无法抽身。
　　外界反响热烈
　　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共性，但是对于温州商人的含泪撤离山西的报道，国人显然不够厚道。从反应最敏锐的网络上一片叫好声就可见一斑。
    有媒体就炒煤团兵败山西做了引申报道：从煤炭业每产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来看，美国为０．０４％，俄罗斯为０．３４％，南非为０．１３％，我国是高居世界首位的３．１０％。也就是说，我国每产一百万吨煤，要死亡３．１人。但是，这一百万吨煤将获毛利多少呢？按照浙江去年中旬所公布的《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省投资兴办煤矿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的信息估算，应在７０００万元以上。对于国有大型煤矿来说，设备投入较大，其设备也比中小煤矿先进，劳动生产率应该比中小煤矿更高，开采成本还将下降，每吨煤所获得的毛利还不止７０元。目前，河北、山西、贵州等地出台了煤矿事故死亡赔偿的国内最高标准———２０万元以上。按照这个标准，每百万吨煤死亡３．１人，须赔偿６３万元，相比百万吨煤获得的７０００万元毛利，这点钱算什么呢？　　连１％都不到啊。即使把赔偿标准提高到１００万元，总共所需６３０万元，也不到毛利的１／１０。去年开采业矿难一个接一个，人命关天，但是家属得到的赔偿，不过是矿主收入的九牛一毛。因而，煤矿不怕死人，死人就是点钞票，实在是令国人心寒。所以此次外界舆论反应大多呈一边倒的趋势，也并非简单的仇富心理作怪！
　　是投资还是投机
　　２００５年浙江省公布了一份《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在山西省投资兴办煤矿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提到，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分布于山西全省，共计３００多家，累计投资３０多亿元；对于中小煤矿来说，１吨煤的开采成本在３０元左右，而原煤出售价格在每吨１００元以上，最贵的洗精煤已卖到每吨５００元左右，单位产品毛利率远远超过１００％。温商所获得的利润，是他们捕捉利润机会、敢冒投资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所应得的回报，“是一种正常的投资获利行为”。
　　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综合分析一下，不难看出，采矿经营权是这个旋涡中很敏感的谜团。在山西，煤矿经营权的价格几年内一路飙升，２００２年时，温州人承包一个年产量６万吨的煤矿需要花费５００～６００万元，至２００３年就涨到了１０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４年就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万元，在晋城地区，一些煤矿承包费４年内涨了３０倍。
　　那么，精明的温州商人就甘愿这样被牵着鼻子走吗？当然不会。山西方面也有说法，一位山西地方煤矿的老板指责说，不少温州老板一方面利用“市场煤”价格完全放开的政策空间，采用囤积居奇、与经销商勾结等手段，联合哄抬煤价；另一方面，超限度降低成本，减少或根本没有安全投入。这样一来，煤炭暴利自然形成。
　　山西人甚是担心温州煤商一旦成立“山西省浙江中小煤矿企业协会”，拧成一根绳，做出“更大动作”，与当地人展开激烈竞争，“他们有的是钱。”
　　市场经济条件下，“炒”是一种经营手段，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炒”什么、愿意怎么“炒”都无可厚非。问题是“炒”这“炒”那并不是资本投资行为，而是一种资本投机现象。资本投机者追求的不是长远利益，而是短时间内的高额利润回报，即看风使舵，短期行为，捞一把就走。持这种心理“炒”能源却是不妥的，因为能源一次性投资大、周期长，短时间内难有收益，如果用投机心理经营能源，显然隐患、危害多多，后果甚忧。
　　体制缺陷“造就”投机
　　实际上，总是先有存在严重管理体制缺陷的市场，才有所谓投机者的跟进。“炒煤团”以敏锐的眼光，捕捉每一个瞬息而过的市场机会，充分施展资本逐利的本能，而他们最终选择在一个经济领域快进快出，是基于对这个领域现状的充分认识。民营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入该领域，无法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只好以卑怯的姿态拱身而入，自然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强烈的不安，导致了不敢放开手脚真正沉下心来投资，在这些因素下，“节约成本，捞一把赶紧走”的心理只能日甚一日。２００３年后来的温州煤商心态已与前一批大不相同，他们更期望加大马力，在一两年内收回成本。有温商解释：“我们不敢大笔投资，因为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万一承包的矿过大，投资过多，承包期过长，一旦出现变故，就可能赔到底”。
　　可见，现在尽管垄断产业都在打破垄断，真正走向市场，但“双轨制”仍难净除。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温州人只是打通隧道的人，因为敢于冒险，他们在某一时间段获得一些回报，而当轨道铺成之后，他们却只能是最终利益的观望者而且更不幸的是，他们往往不能选择平静地离开，也不可能平静地离开，而总是在嘹亮的“道德号角”的讨伐声中，贴着投机的标签，匆匆离场，而未得到丝毫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