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演讲“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在全球化时代，来自海外的更大压力已迫近。9月1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
无论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张维迎打比方说。
“南开不是要跟北大、清华竞争，竞争对手变成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好多做法不灵了。”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在“南开名人讲座”上的演讲题目却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张维迎是2003年北大改革方案的主要执笔人，这场改革以教师非升即走、学科末位淘汰等闻名，其核心是在高校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一度引起各界瞩目。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
16日，张维迎在南开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类似的挑战，英、法、德等国都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学府，不再遥遥相望。
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随处可见：
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的教授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不同的价码。要出世界最高的价码，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评价教育的指标之一就是外籍教员所占比例。
学生市场的全球化，从香港高校到内地“抢”生源便可见一斑。“留学生在过去是稀有品种。中国大学以前能招到中国最好的本科生，现在有麻烦了。香港高校的竞争是一个好事，但竞争的不止是香港，美国很多大学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每年进行招生推荐。英国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国教育展。英国一些大学对到中国招生特别重视，教授从中国招的学生多，地位就高，提升就快。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过去，我们经常感到难以吸引到最好的博士生。他们的第一选择去美国读博士。原来我们不担心本科生的。但中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支付美国的本科学费，付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还能拿到奖学金。”
学术成果市场的全球化则直接体现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著，已成为衡量大学的标准之一。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这引起了张维迎的警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
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在下降。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
此外，教育服务全球化是商学院院长们感受最深的。张维迎说，“就像跨国公司、跨国商学院一样，以后会不会有跨国大学？我不认为大学可以像公司一样变成全球化的，总部在这儿，分部在那儿，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芝加哥大学在新加坡办了商学院。也许以后想在中国念书的人也不见得到我们这里了，既然国外的邻居在旁边开了一家分店。”
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
据张维迎分析，大学结构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在从前，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座大学金字塔。
他总结说：“过去中国一流大学可变可不变，反正还‘活着’，反正在本国是最好的。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变化源于全球化：“以后全世界只有一个金字塔，我们处在哪一端？”
他分析：第一种可能是，无论哪一端都有中国大学；第二种可能则是，在任何一端中国大学都是给对应的外国大学“打工”，类似于国内的汽车制造业；而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更糟：金字塔最高一层根本没有中国的份，北大、南开、清华都成了中端大学。最好的师生和最多的捐赠都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校的整体地位降到“比现在还要低”。如果落到这一步，国家就很危险了。
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张维迎认为，首先就要应该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从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都被拖死了。相对来说，美国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权，大学之间有竞争。”
他打了一个比方，形容中国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车体都挂在火车头上，机器坏了，前面有两头牛在拉着。”
“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都是跟别的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来约束一流大学。当我们招来顶尖学生，怎么培养他？一定不能按照普通大学那样。无论北大还是南开，目标都是培养栋梁之材。全国每年招收500多万大学生，我们得到了顶尖的部分，不能按照教育部门统一规定的课程设置来教育他们。”
“这不仅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把大梁做成地板，就是浪费人才。大学的知识，过去就像耐用品，现在成了消耗品，不断地被消耗。知识也像牛奶，也有过期的时候。但南开这样的大学，不能教给学生三天就过期的东西。”
张维迎还以E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证明以竞争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国内最早创办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华，后来国家批准一批院校试办EMBA，但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根据各校水平，规定了招生名额。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十所院校招生不得超过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过100人。“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学校，即使得到了100个招生指标，也没有招满，只能降价，出现了‘平价EMBA’。市场自然会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当一名南开学生就私立大学发展问题提问张维迎，得到的回答是：“中国必须放开民办大学，但办民办大学的人应该是有理念的人，而不是赚钱的人。任何以盈利为目的去办大学的人都不会成功。”
张维迎指出，大学成长起来太难，所以民办大学不可能在短期内跟国有大学竞争，所以要推动中国高教事业，不如加大力度，改革国有大学。他建议对现有的国有大学“法人化”，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政府代表、校友代表、捐款人代表、教师代表等组成，有独立运作的权力。
“改革，就是让合理的东西变得合法。”张维迎屡次提出。
对大学而言，学生是客户也是产品
要与世界级对手“过招”，大学自身的改革更加迫切。张维迎说，改革首先要明确大学的使命、理念。大学首先要创造知识，第二要传授知识，第三要服务社会。他举例说，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必须明确，培养的应该是精英人才、栋梁之材，从入学教育就应该强调这一点。所谓的精英要引领社会发展，有责任心，一言一行影响社会，而非能赚钱就是好学生。进入名校不仅是荣耀，而且是责任。
虽然他一再强调大学并非盈利组织，“不能交钱就上，败坏门庭”，这位经济学家还是喜欢用带有经济色彩的术语来表述观点。他说：“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产品，这是大学和公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既要按照客户对待他，又要按照产品对待他，要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塑造。要跟教授强调学生是客户，跟学生强调他们是产品。”
张维迎特别指出，一些教授和行政部门，过去的作风总是居高临下，不好好对待“衣食父母”。行政部门唯一的价值就是服务别人，因为它是派生的，不是原生性的。也就是说，学生入学不是为了行政部门的服务，而是为了老师的服务。
他同时表示：“学生也是产品，现在很多学校引入学生评教师是需要的，但它只能作为参考。我们不能完全听学生的。大学要有高贵的姿态，而不能像大街上卖唱的一样。一定要让同行评价老师。采取同行评价，学术规范就非常重要。现在看到一个现象是很可悲的，即大量的非学术力量介入对学术的评价。所以我们要尽快在内部形成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大学不是盈利的组织，约束就相对小，对个人道德情操的要求就尤为重要。”
为何中国大学在改革方面显得行动迟缓？张维迎解释说：“大学有‘关联商品’的特点。越是优秀的人，就越愿意跟优秀的人为伍。因此校友留下的遗产，仍然在给我们吸引好学生。这意味着一旦学校有了很好的品牌，即使懒惰怠慢，客户对它的议价仍然很高。也意味着它没有压力去变革。一旦大学的质量不好了之后，再翻身就很难。我们这样的大学，如果是企业的话，早就垮了。这是大学在变革方面步伐慢的重要原因，也说明品牌对大学很重要。”
权力空心化，大学校长成了办事员
卓越的师资队伍、自由的学术环境、竞争的学术市场、有效的治理结构，是张维迎为中国大学改革开出的药方。
他认为，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人拥有大学，但每个人利益都跟它相关。而中国大学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很多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这样本末倒置，长期下去，会对大学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张维迎批评了现行体制下校长权力空心化的现象。“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后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我认为不应该是教授治校，而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张维迎解释说，由于学科之间存在偏见，如果让全校教授投票决定事情，那么哪个系势力大，哪个系就胜出，最终决策不见得代表学校的方向。这固然能保证学校领导不犯大过，但不见得做好。教授在学位标准、课程设置等方面应该有权力。但是院系设置、财政等，都应该教给校长。在美国是校长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程度越高，该校的表现越糟。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差。相反，教授参与学术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好。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教授要认可校长的权威性。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校长应该是终身的追求。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兴奋的事情。一个人的名字，跟大学这样的组织联系在一起。不要把校长当成官位，而是做大事的，让名声永垂的职位。”
要让选聘教师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开店
公开反对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张维迎看轻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选聘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的关键，也是最难的问题。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变革，在校内引发“地震”。张维迎说，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关键的“承重墙”，另一部分则是“隔离板”，相对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墙”，便是打破近亲繁殖，以及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认为，近亲繁殖与大学师资队伍的“家族化”有关系。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
“既然结婚都会离婚，凭什么要求我们选来的人都是对的呢？所以，对选进来的老师，我们要观察，再决定能否留下。但观察期不能太短，试用搬运工合格不合格两小时就够，试用保姆三个月够了，试用教授则要好多年。在国外都是七八年，不同专业也不一样。”这是张维迎对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的解释。
“大学选聘新的老师，只能用老人来选，那么怎样防止‘武大郎开店’的现象？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拿到终身教职，不论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稳定的，因此压制新人的动力就小了。同时，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发展不好，被学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利益。所以一定要让那些选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张维迎还指出，终身教职并不是俗称的“铁饭碗”。只有五关斩六将的优秀人才，才能当终身教授。这些人会“无须扬鞭自奋蹄”。
“树立好的大学文化非常重要。要让所有教授都明白，大学不仅能给我们就业的机会，而是创造和传授知识的地方，必须坚持学术第一，追求卓越。我们要不断检讨是否偏离了理念。南开大学每一名教授每天早晨可以问自己，社会有没有南开，有什么差别。”在讲座结束之前，张维迎说。
这场演讲，是应南开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的邀请而举办的。饶校长亲自主持了这场讲座。他说：“如今的大学，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压力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所大学关系到国家和地方科技的文化竞争力。我们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看待大学变革，不变革就要落后。南开大学有辉煌历史和众多杰出校友，如何在新形势下迎接挑战，不断进步？希望大家通过这场讲座，对南开的发展有所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