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每天早起,有想了解天下大事的习惯,打开电视,准会看到一个眉泪目秀的女孩子,天天早上七点钟就在那儿,娓娓给你说点各地的新闻。没有一般新闻主持的剑拔弩张和照本宣科的严肃规整,她告诉你,她喜欢的是“说新闻”。国际大事、金融风云……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居然就被这个女孩一天一天轻松自然地说给了你。当你开始习惯了每天早上搭乘这班《凤凰早班车》时,你会发现,这个名叫陈鲁豫的女孩子,在如今明星满天的情势下,硬是用自己的实力,说出了令人侧目的耀眼来。
迷恋镜头的女工作狂
陈鲁豫上海出生,北京长大,1988年她考上北京广播学院选择读国际新闻专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是要吃电视饭的。那个时候,她的想头是当个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啦,或者到联合国去做做同声传译。人生从来都有不会按着小时候的玫瑰计划逐步展开,更何况陈鲁豫是个不喜欢设计自己的女孩子,今年不知明年事,这么活着才有惊喜嘛。
她承认自己是特迷恋镜头的女人。那个红色的小灯一亮一起来,她就彻底兴奋了,天天四点钟起床之类的苦楚统统忘记干净。而小灯一灭,第二秒钟她就七歪八倒不成人形。陈鲁豫毫不讳言自己是女工作狂,喜欢自己给自己压力,所以注定没有好日子过。
比如住房,没有挑选余地,必须搬到离开公司数分钟脚程的地方。即使如此,陈鲁豫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最好搬到电视台里面来住,早上洗把脸就可以上镜头拼命。每天到了电视台,没有人敢跟她搭腔,知道她忙着开工赶活,说个“你好”都心疼浪费了千金光阴。澳门回归、迎千禧年两次主持,她是一摞一摞的材料抱回家去看,抱到手软。家里地板上分门别类摊满了资料,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整个人变得像个资料呕吐机。
这个女工作狂特别乐意有大事出现,一到这种时刻,整台的同事都忙得发疯,个个跟她一样天不亮就开工,陈鲁豫满意地说:这才好,大家都刻苦让我觉得挺安慰的,这种时候我才切切实实地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傻。所以,那些日子,她在台里见一个人说一声“最好天天澳门回归”,搞得人人对她侧目,觉得这个女孩子简直匪夷所思。陈鲁豫说,我也不是做电视主播才这么敬业的,从小我就是个样样事情要做到最好的人,除非不做。
做电视必须应承很多变故,要有本事撑得下去。凤凰台的一些新闻直播常常是临时决定的,是否直播,完全取决于当时是否收得到卫星信号。那次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后有一个隆重的迎接遗体回北京的仪式。凤凰台想做直播,定了主持人是陈鲁豫,但是当天又突然告诉她不行了,收不到信号不做了。陈鲁豫做完她的“早班车”就回家了,到家卸完妆准备好好休息,突然台里一个电话打来:“鲁豫,我们有信号了,马上回来!”陈鲁豫一看手表,剩下的时间是20分钟。她跳上车子赶到台里,重新化妆,被导演赶着进入直播室,一口气还没有来得及喘定,那个小红灯已经亮起来了,陈鲁豫张口就得说话。一般来讲,这类直播,主持人说上两三分钟然后就会把镜头切到现场,让观众看现场。可是陈鲁豫的耳机里却传来导演的话:“鲁豫,我们现在有问题,接不到现场画面,你得往下说话,千万别停!”陈鲁豫就此一口气说了20分钟,直说到工作人员接到现场画面为止。事后,大家都大喘了口气,全靠陈鲁豫一张嘴巴,补了台。真够惊险的。
“千禧之旅”陈鲁豫去的是以色列、约旦那一带,还没到约旦她就想着不管怎么样我得采访阿布杜拉,当地负责安排的人告诉她此事难如登天,她还是不死心。有天突然有人告诉她阿氏第二天要去一个小镇开工作会议,跟去看看吧,也许有机会。大队人马杀过去,等着阿氏。只见当地百姓围得密密匝匝,等着他们的偶像。陈鲁豫刹那之间觉得很荒谬,一个中国女人包着块头巾,蹲在一个约旦小镇的人海里,听人家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修一座桥。阿氏在前面慷慨激昂,陈鲁豫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只有一个凤凰的摄影师在前面拍啊拍的。陈鲁豫觉得这可不行,我得想办法叫阿氏看见我。于是她跟保安说,那个摄影师没有电池了,我要把这个电池送给他去。保安让她过去了,她就披着块大红围巾跑到离阿氏只有20来米的地方,在阿氏跟前晃来晃去晃了十分钟,刻意叫伟人看见她这个中国女人。果然,阿氏的人跑来通知她,会议开完可以采访一下。结果,凤凰台成了阿氏当选国王以后唯一一个采访他的中文媒体,而且是在他即将访华之前。陈鲁豫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不过她对自己当天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天啊,这种招摇的事情居然也做得出来,我其实是个很内向很含蓄的人啊。
原来为了工作,自我都可以瞬间改写。
永远割不断的“北京情结”
跟陈鲁豫说话有一点舒服,就是可以听到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凤凰台里走出来的人,常常一嘴的台腔台调,让人的听觉神经跟着抽搐飘闪,非常不踏实。陈鲁豫的纯正普通话来自北京,她对北京这个地方的感情超乎寻常,她心目中唯一谈得上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是“北京”。跟她谈谈她的观众,她口口声声都在说“我们北京的观众”如何如何,当我提醒她这样一来上海观众、天津观众似乎很委屈,她这才发觉自己的说法有点小问题,然后很坦白地说:“我的意思是指‘内地的观众’,不光是‘北京’。”“北京”代表了整个内地,这是陈鲁豫的概念。
香港住了三年多了,感觉此地是个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陈鲁豫举例说明:如果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人员伤亡事故,我会非常疼痛,有一种休戚相关的味道。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我的基本感受是真可惜,怎么会这样,也就完了。程度完全不一样。
这个每天都在给你叙述很多香港新闻的女孩子,原来跟香港这个社会是如此隔离的,你吃不吃惊?每个人都有故乡归属的问题,特别是人在旅途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陈鲁豫是多么地想念北京那个家园,那片精神乐土。
香港是个让她走红的地方,如果是位台湾歌星在香港一炮而红,一定会对着媒体不停地说自己多么喜欢香港、感谢香港,但陈鲁豫却淡淡地,坦坦白白地说自己不能溶入这个社会,不懂欣赏香港乐趣。在香港三年没有看过一部港产电影,哦,忘了,看过一部《甜蜜蜜》。如果不是讲内地新移民的故事,大概她也不会提起兴趣去看。她连买衣服都不喜欢在香港买,她说这个购物天堂里卖出来的衣服都带着制服味儿,宁愿出去旅行的时候挑选些心爱服装。说到这里我要描述一下今天下午她的装束:黑色宽松的毛线衫,钉珠片的牛仔短裙,脖子里是今季大热的粉红大围巾,一点不像一个年届三十的香港少妇,倒像个晃荡在校园里的北京大学生。
清清醒醒享受明星感觉
红了的感觉是很好的,陈鲁豫毫不扭怩地直言做明星是如此之好,好得让人不得不感谢电视。有次她到北京出差,住在香格里拉饭店,踏出电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把她包围起来,嚷嚷着“签名、签名,你给我们签名”,陈鲁豫吓了一跳,站住脚对那帮孩子说:不对,你们不可能知道我住在这里的。那帮孩子告诉她:对啊,我们是在等谢霆锋,碰上你是意外。陈鲁豫有点惊心动魄,自己居然可以跟谢霆锋分享同一年龄层次的芳屎(FANS),“早班车”原来有这么大的观众圈子,好有成就感啊。
不过陈鲁豫的头脑至今为止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说:我红,只是因为我的工作的特殊性,而不是因为我多么有能耐。比如说医生这个职业,无论多么高明的名医,无论他的手术功夫有多么精彩,他只可能在他的小圈子里为人知。而我们做电视的就不同。我很庆幸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地点是在香港,而我的主要观众群是在内地,这个距离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至于太快就昏了头。于是,在她红起来以后,有人请她写点关于她自己的书,凤凰台也催她数次,可是她一直没有具体动作。“写书啊?我大概写到第七页就写不下去了,我没有那么多故事写啊。”“拍广告?新闻主播的形象去拍广告是会影响公信力的啊,我不能干这个呢。”
其实,电视这东西带给她的哀痛也是不少的。她说为了电视,她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工作里,外面丰富的世界好像跟自己完全无缘,如花岁月,锦绣年华,说起来是有点苦行僧。
“不要看我每天都忙得人仰马翻的,但是真的叫我休息一下,我又觉得寂寞得不得了,就是有五分钟空着,我也会坐立不安,手足无措,总想着要搞点事情在手上做做,哪怕折叠一件衣服也好。这都怪电视,叫我习惯了忙碌,闲下来, 心里特别紧慌,我已经不会享受没有压力的生活了。”日撑夜熬,陈鲁豫知道自己的健康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她还是愿意熬下去,并且庆幸自己是个挺经熬的女人。一说到快满30岁了,一声“天哪”冲口而出,好像30岁是她的一个大限似的。
做电视是不会发财的,而陈鲁豫根本不为钱发愁。“钱完全不是我工作的目的,连目的之一都不是。我的花销不大,我又不是挥霍无度的女人,钱够用就好了。”这种话,现在连中学生都不肯说的了,这么热血,这么超脱,这么稀有的女青年,你见过吗?
最后一个话题是:说点你的家庭吧。
陈鲁豫婉转蛾眉,沉吟半天才说:以前跟人家说过两句,感觉不太好,还是不要说了吧。
一个这么会说话的女孩子,居然也有说不好话的一刹那。
后记
鲁豫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像一个红得有声有色、锋头很劲的电视主播,倒像个刚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女学生,我们在香港马路上一边走路一边聊天,身边的繁盛仿佛跟我们毫无关系,整个儿感觉就像才从学校食堂吃完一顿,正准备去教室上自习的大二女生那么清明脆亮。她的衣饰她的遣辞她的话题她的眉飞色舞她那头清汤挂面的头发,一切都是才从大学宿舍里端出来的原汤原味。我说她不食人间烟火,鲁豫很有得意之色地说:“我自己很满意自己这一点。挺难得的是不是?这是赤子之心,对工作生活永远热情永远天真。在那么疯狂的工作环境里还能这样保持自我,我觉得挺健康的。”
“千禧之旅”:加莎巴勒斯坦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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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旅”:1999年11月,在伊朗伊斯法罕入乡随俗包头巾 (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