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工薪阶层看成是劳动要素的人格化，他们的收入是工资；将企业看作是资本要素的代表，它们的收益是利润；那么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使得中国的劳动与资本在收益分配问题上的博弈日愈引人注目。
当难以数计的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不得不长期忍受低工资的困扰之时，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突然发现，他们的境遇甚至不如那些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的民工。“一项120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有34%大学生求职时，薪水只要求1000元人民币。其中更有0.8%的大学生为了抢一份稍微好点的职业，不惜选择了“零工资”。
决策部门和学界对这一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是：“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国要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通常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加大科技的投入，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另一种则是依靠压低工资，借助传统的技术，粗放式地使用资源，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过去长达27年的时间里，经济能够保持平稳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所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众所周知，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提供给国民高水平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要借助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率，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且由产品的质量、特征(这两者决定产品价格)以及生产效率来决定。
生产率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源泉，因此也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水平的关键。资本的生产率表现在投资人的回报上；而人力资源的生产率则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高水平的薪金收入与高效率的劳动者共存。倘若工资只能维持劳动者最低的生活水准，指望他们输出高效率是难以想象的。国家的高生产率不仅带来高收入，更多的休闲时间，它也创造政府税收、带动公共设施，进而提高生活水平。高生产率同样也使得企业有能力达到健康保险、社会福利、平等工作权和环境保护等严格的社会标准。
靠什么来提高生产率？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但是相对于自然资源，人类的智力资源却具有永不枯竭的特征。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来自于技术进步(Tem p le 1999)。国家如此，企业更不例外。科技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及厂商增强实力的主要手段，而科技竞争的关键正是对作为人类智力资源载体的科技人才的争夺。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蹩脚的竞争策略。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业而将劳动力价格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被认为不经济的、不可能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国家失去竞争力。
在劳动与资本博弈时，政府扶持劳动者，固然会减少资本的收益，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能在“血汗工资制度”下生存的话，那么它被淘汰出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防止生产过剩的大面积发生，消除无效供给也是必须的。那些资源配置效率低，不能通过技术提高拓展赢利空间的企业，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可以看作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王红领）
(编辑：龚建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