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云鹏摄

    4月29日，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

    92岁的贾先生生前曾多次对学生说：我很想参加自己的葬礼。看别人为自己挂哪张遗像、穿什么衣服，看自己躺在那里，是什么表情；谁来送花圈，写些什么话——说到意趣盎然处，往往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

    如今，他终于可以看到了……

　　“苦难净化了我的灵魂”

    贾植芳生于1915年，在北平读书时就是《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的活跃投稿人。他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是著名的“七月”派作家。抗战爆发后，他从日本弃学归国参战，以战地通讯、散文和小说名世。

    新中国成立后，贾植芳在复旦大学以教书育人为业。2004年出版的4卷本《贾植芳文集》，记录了他一生的丰硕成果。他既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

    最容易让人们记住这位老人的，是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1936年，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贾植芳首度入狱；抗战后期，他因从事抗日策反被日伪军抓进牢房；1947年，因为给进步刊物写文章，又遭特务机关关押。最长也最著名的一次，是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在牢中关了12年。有人评价说，贾植芳的一生充满传奇苦难，２０世纪中华民族的几场浩劫他都赶上了。他自己说：“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

    和许多同时代的著名文化学者一样，贾植芳留给后人的遗产还有知识分子的铿锵风骨。他没有在政治迫害中屈打成招，没有趋炎附势，没有因一次次磨难而失掉自我。他曾在回忆录《狱中狱外》中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各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在坑洼的道路上，活得像个人”

    一生坎坷，几度牢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贾植芳的文化建树。他将自己定位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然而，这个清醒而自谦的“小角色”，却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他无儿无女，晚年却有儿女绕膝般的幸福；无钱无势，家里却总高朋满座。

    贾植芳身材瘦小，性情豪放，自称“江湖中人”，晚年更对一切求学问事者敞开家门，“三教九流”，有求必应。他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家，有一张大圆桌，有好多年，每逢周五，便是几代学生加上各种闻名登门者的聚餐日。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分上下大小，在随兴闲聊中，常有专业研究的火花，更有为人为学之道的潜移默化。

    “没有贾先生，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学术研究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的坚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说。

    上世纪90年代因重新编纂《中国文学史》而广受关注的章培恒教授说：“当年，在贾植芳先生等人影响下，我才走上一条独立思考的学术道路。”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贾植芳自我总结的这句话，四下传播，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

    人生92年，经历“八十一难”，贾植芳的确做到了将“人”字写得大气而端正，直到最后一息，去得平静无憾。

    有人评价说，这位老人见解深刻，达观生死，像近年来陆续辞世的不少“文化老人”一样。在许多人看淡文化的时代，实在需要这样的文化典范，一些把“人”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