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优良作风。在革命年代,马洪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长期调查研究,奠定了他独特学风的根基,是他治学道路的实践基础。每当重大事件到来之际,他总是非常自觉地从调查研究入手。

    “文革”刚结束时,马洪受命筹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之前,他曾带我做一个《红星养鸡场调查》,那时他已开始思索企业经营机制问题。后来他指导我同他一起写了文章《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以“马中骏”的笔名在《光明日报》(1978年9月)发表,较早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企业,不能只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认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把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强调应当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关系作为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提出了企业是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关系的关键一环。

    此后,他又按照中央布署主持了经济结构问题调查组,全面系统地摸清了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状况,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撰写的《深入调查研究、探寻我国合理的经济结构》等论文和他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一书,都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问题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具有极高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指导意义。该书是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影响极大的一本书,分别在原苏联和美国用俄文和英文出版。

　　古今中外　兼收并蓄

    马洪主张,研究问题一定要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广开思路,参考国外有益的东西,使前人成果为我所用。他的很多突破性思想都是这样形成的。

    1、探寻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的方略。马洪从建国初期就开始研究如何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一直注意搜集国外最新动态。1978年马洪在创建工经所时设立了国内室、国外室和综合室,调来一批懂英、日、俄语的同志,专门搜集、研究国外管理理论和管理动向,并从中得到很多信息。

    马洪多次率团出访,既考察了日、美、欧各主要发达国家,也考察了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调查、比较研究,努力汲取有益的东西来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管理的实践。1979年马洪与邓力群、孙尚清、吴家骏共同撰写的《访日归来的思索》出版,马洪认为,日本企业有很多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对中国企业有借鉴价值。这些经验对当时完全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企业来说是富有新意的。

    1979年马洪率“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美近一个月,重点考察美国的管理教育。归国后,他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美国经济与管理教育》的报告,对美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客观评价,认为战后美国在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经济关系调整等方面的一些新举措值得我们借鉴。

    1980年马洪赴维也纳参加欧州论坛,他在论坛发表演说指出,欧洲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在经济复兴过程中美国也曾对其有过很大影响,但重建后的欧洲并没有美国化,保持了自己的传统。中国实行现代化,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但决不是要西方化,而是要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2、发起和组织长期稳定的对外学术交流。1982年马洪组织中日两国专家共同编写了《现代中日经济事典》,这是我国第一部经济事典,对促进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由谷牧发起、马洪主持成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由中日两国政界、经济界著名人士为成员,轮流在两国举行,至今已举办18次;1983年马洪发起组织了“中日经济学术讨论会”,由中日两国著名经济学家为成员,隔年轮流在两国举行,至今已举办7次;1990年马洪发起组织了中韩两国经济学术交流会。每次活动都出版论文集,其中有很多好的建议,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有很多观点发人深省,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3、适应世界潮流,推进我国新技术革命。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范围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我国各界对于新技术革命的内容、性质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认识不一。1983年10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指定马洪组织专家对此进行研究。马洪先后召开了三次上百人参加的会议,进行“新技术革命和对策”研究。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分析了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还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相应对策,提出了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他做的《新技术革命和对象》报告于1984年作为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各地,最后汇集成书并获国家奖。这一研究对我国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集思广益　参与决策

    马洪认为,做理论工作,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必须集思广益,集中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慧,为党和政府的决策献计献策。

    1、理论研究要为领导机关决策服务。无论在领导机关还是在研究机构工作,马洪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为领导机关决策服务。

    1982年,马洪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他也特别指出,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还远未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的科研工作还不能有力地配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些学科还没有把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为此,他对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方法和科研考核办法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搞科研最重要的是选好课题,要采用正确的方法,要有合理的科研组织工作来保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大小应以它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大小、好坏作为鉴定标准,要不拘一格。

    他先后带领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们,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大量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概括起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研究;二是为现实的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和政策制订提供咨询意见;三是受国务院委托,研究一些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

    2、理论研究要努力在重大问题上突破。马洪认为,不能回避敏感问题,不能绕开重大问题,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理论突破。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由来已久,核心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马洪对此作了认真研究。他在1984年11月19日的《经济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一文,全面论

    述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写信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建议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全会决议中。

    他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是可以内在地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又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使这一改革目标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把握,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马洪组织人员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此书广受社会各界欢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3、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结合。马洪在很多场合大声疾呼,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他号召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自然科学。他认为,不仅技术和经济问题联系密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不同程度上和自然科学也发生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像哲学、社会学、考古学都离不开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结合、交叉,形成越来越多的边缘科学,像管理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好,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也好,最终都是为了集思广益,从各方面吸收营养,解决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马洪在长期的研究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严谨求实的精神和虚怀若谷的胸怀,使他能够在探讨学问的过程中真正做到尊重不同意见,集中群众智慧,不断深化自己的学术思想,不断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