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开始就说“现有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各大水电公司的行为，是西南水电大跃进的根本原因，而新规划在2009年才会修订完毕。”
    这种说法应该属于明显的无端污蔑。南文具体解释说“西南水电现在疯狂上马，是因为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而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将在一年后才能完成。在此之前，长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电开发规模将给长江上游各个地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觉得瓮立达所说的“西南水电现在疯狂上马，是因为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完全是他表述个人情绪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国政府现行的水利、水电管理部门和环境监管机构的公然污蔑。
    我国的水电开发当然要根据国家规划，依法进行。水电公司按照现有的国家规划开发水电，是完成国家计划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步骤。分明是国家水电公司按照国家规划。依法正常地进行水电开发，而因为个别人对我国的水电开发报有敌意，就别有用心的说成是“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那么我们请问记者和翁先生，您能跟大家说清楚，这原因到底是我们国家现行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错了呢，还是国家水电开发公司不应该遵照国家规划开展建设呢？不管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何，如果脑子没有问题的，一定不会说水电公司不应该按照国家规划开发水电吧？话又说回来，如果水电公司真的敢不按照国家规划开发水电，翁先生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不是更要有的说了吗？

    其实，所谓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只是一种综合的规划，并不能用来具体指导长江流域水电开发工作。真正能够用来指导长江流域水电建设的，是长江流域水电开发专项规划。这些专项规划是在十几年前，根据现有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由国家专门的水电管理部门制定和批准的。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世界水资源矛盾的加剧，国家对江河流域的管理要求确实需要有所变化。最近，负责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水利部门，认为原来制定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需要进行部分修订。目前正在开展修订原有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有关工作。这本来是国家工作中一项再正常不过的活动，却被个别人拿来当成攻击、诬蔑我国水电公司依法进行水电开发的武器。
    奇怪的是，即便是“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将在一年后才能完成”，记者和翁先生又凭什么会确信新的长江综合规划一定会对现有的长江流域水电开发专项规划加以限制呢？众所周知，随着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压力，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以来，水电开发已经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支持。2004年联合国在北京专门召开了《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并发表了支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在此基础上，2006年的《世界水资源的报告》第七条几乎是全文照搬的引用了《北京宣言》的有关内容，重复对水电开发的支持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我们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不仅不会限制现有的水电开发规模，而且还应该更加大水电开发的力度。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最近美国就因为节能减排的需要，重新兴起了小水电的开发热潮。再说，假设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真的和原有的专项规划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也必须还要通过政府管理部门的协调加以解决。在没有公布新规划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记者和翁先生凭什么就能断言“在此之前，长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电开发规模将给长江上游各个地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呢？

    南文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制定了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的流域管理规划，而‘生态功能摆在了次要位置’。事实上，真正的流域管理规划，包括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生态等多样性功能。”
    难道我们以前的流域规划真的不考虑供水、灌溉和生态问题吗？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的不符合事实。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南水北调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请问南水北调是不是从长江调水？南水北调的目的是不是供水、灌溉？我们已经实施的南水北调难道会不包括在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中吗？包括了南水北调的长江规划，能说是不考虑供水和灌溉吗？此外，关于生态等多样性功能也不可能不包括在我国的长江规划中。我国的葛洲坝水电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该工程已经对中华鲟等鱼类的保护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难道随后制定长江流域总体规划，还会把这些已经建设的工程排除在外。再说，如果《南方周末》这种谎言成立，按照记者和翁先生前面的观点，后制定的规划比以前的事实还要重要的霸道逻辑，似乎现有的长江规划出台之后，葛洲坝水电站应该立即拆除所有的生态保护设施。难道不是吗？

    南文说“曾在亚洲理工学院攻读流域管理规划博士学位的于晓刚对此深有体会。他现在是云南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负责人。他介绍，流域管理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目的就是要把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管理。正是这种认识差距，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水电公司做的规划主要是发电规划，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
    我们早就听说那个云南“大众流域”是一个国外组织豢养的，专门造谣诬蔑中国水电开发的极端环保组织。看来，果然不假。于晓刚胡说什么“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水电公司做的规划主要是发电规划，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完全是造谣。至今为止，我国的水电规划都必须是由政府机构制定的，从来也没有一个规划是由水电公司制定的。况且，说什么“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也完全是一种污蔑。众所周知，我国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洪。

    南文说“相比财大气粗的水电公司，还要靠国家掏钱才能搞规划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得不‘落后’，直至2007年国家才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
    记者的这种说法，具有明显的逻辑错误。首先，水电公司再财大气粗也没有权力制定规划。其次“国家掏钱才能搞规划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从来没有“落后”过（注意，修订规划，决不是以前没有制定出规划）。再有“2007年国家才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原因，决不可能是因为钱少。按照记者文章的逻辑，如果真要是钱太少，就更没有必要去重新修订规划了。

    南文说“正因如此，水电公司拼命在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完成之前，按照上个世纪9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设计，上马水电站”。
    这又是记者的一厢情愿。按照我国2020年达到水电装机3亿千瓦的规划要求，我国每年至少要投产1000到1500万千瓦的水电。我国长江上游的水电站，目前只有极少数进行了开工建设。尽管有大量的水电资源亟待开发，至今国家有关水电和环境监管部门对水电建设项目的审批还是相当的严格。要知道去年一年，全国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大型水电项目只有260万千瓦。还不到一个三峡工程的1/7。难道这就是“拼命在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完成之前”“上马水电站”的表现吗？如果用数据说话，我们不能不说记者先生完全是在“睁着眼睛，说胡话”。

    南文说“瓮立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与这些水电公司理论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口号就是‘我们的水电站规划完全是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原有规划做的’。”
    对文章的这种说法，我表示高度的怀疑。瓮立达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长江水利委员的环保干部，有什么资格和理由与水电公司理论。再说即便真的有人授权翁先生去理论长江水电规划的问题，也不能与执行规划的水电公司去理论，而应该与制定和批准水电规划的部门去理论啊？能不能请记者调查一下，翁先生到底与哪个水电公司理论过？反正如果我是那个水电公司的，我肯定不会打出什么“口号”，因为水电规划根本就不是水电公司做的。

    南文说“水电公司按照原规划采取的做法可谓来势凶猛，连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2007年‘长江论坛’上也对此表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毕竟，国际通行惯例是河流开发利用率一般不超过40%，跨流域调水不超过20%。”
    对于瓮立达的这种说法，我也觉得可信度不高。汪恕诚原来就是电力部专门负责水电的副部长。应该说对所有的水电开发规划，他都是最高负责人。除了在他调走之后出台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都可以说是他领导下的作品。他能够那样不负责任的自己批评自己吗？我觉得汪部长说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之类话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那很可能是针对某一个胡乱开发的小流域、小水电站或者某一个局部地区的批评。如果此话真的是指整个长江，显然也不符合事实。比如，我国长江自葛洲坝以下，就再也没有规划任何水电站。分明是已经“浪费”了几十米的水头，所谓“每一米都不放过”又从何说起呢？总之，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某些人喜欢断章取义的利用部长的某些话，拉大旗、作虎皮，达到某种个人目的。
    所谓“国际通行惯例是河流开发利用率一般不超过40%”的说法，恐怕更能说明问题。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写文章，强调水资源的利用率与水资源开发率的区别。请问那些根本就分不清水资源开发与水资源利用的区别，就大肆宣扬河流水资源的开发率也不能超过40%的人士，能不能讲出道理来？或者拿出哪一个具体的国际规定来呢？通常情况下，河流系统用水的70%会变成污水，返回到河流里。因此，一旦河流的用水率超过40%，大约就会有28%的污水进入河流。这样原来剩下的60%河水里大约就会含有一半的污水。这就会对河流的生态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国际上对水资源的利用率的不宜超过40%的限制原因就在于此。记者的文章把这些话说成是原水利部汪部长说的，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部长把我们习惯的开发和利用混在了一起，来表示水资源应用罢了。由于在业内没有明确地强调过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区别，我自己也经常会犯这种表述不严格的错误。不过，我敢确切地说如果翁先生亲自去问汪恕诚部长本人，他一定会和我做出相同的解释。因为，当时汪恕诚兼任我们学会的领导，我所写文章中这个能够说出一点理由的关于40%利用率限制的解释，最初恰恰就是来自汪恕诚部长。

    南文说“翁立达现在担心，在水电开发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两年后出台的新长江上游流域管理规划将很难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
    看到这种说法，我觉得记者写文章的时候，脑子特别的糊涂。瓮立达是什么人，一个退休多年的环保干部。在新的规划没有被正式批准之前，即便就是水利部长也未必就能断定，未来出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就一定会对现行的水电开发规模加以限制。我还担心新的规划出来会要求扩大长江流域的水电开发的规模，到时候我们水电开发的速度可能还满足不了长江经济发展的要求呢？我说的话也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是一个客观事实。目前我国的长江因为水电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每年都要损失几亿吨煤炭。如果规划的修订部门，知道长江规划对我国能源安全和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重大作用，为什么不能加大水电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呢？

    南文中“隐患无穷---- 如今，屡试不爽的超前赛跑已经让水电公司肆无忌惮。”的说法更是一种肆无忌惮的造谣诬蔑。
    例如，记者说“一位参与金沙江上一座装机一千多万千瓦水电站环评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环评会议上，水电公司并不让学者谈论移民以及地质灾害方面的问题，”我很想让记者把这位环评专家的名字报出来。不过，我觉得记者不敢。因为，一旦报出名字来可能就会让记者的污蔑谣言穿帮。我相信这位所谓的环评专家很可能是和移民、地质毫无干系的所谓专家。而是属于那种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敷衍了事的对付。而对于一些容易引起社会上炒作的非本专业内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前不久，我就写文章揭发了一位，考察完怒江拿钱做完了怒江的环评报告之后，居然还不知道怒江电站有多大作用的"内行不内，外行不外"的所谓专家。记者所说的专家，肯定就是属于那种"内行不内，外行不外"的类型。否则，假设一名地质专家参加环境评价，如果不让他谈论地质灾害，那还要他来干什么呢？

    南文说“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一川表示，因为开发水电站带来的两岸江河的植被破坏，‘很难恢复’。”
    这次记者倒是把学者的名字报出来了。不过，我还是不大相信。据我了解除了水库的淹没损失之外，水电站开发之后会因为提高地下水位、增加空气湿度，一般都会有利于周围植被的生长。这种情况几乎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例外。连我国最反坝的一些极端环保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我国二滩水电站建成后的这一变化。不过，人家说的也可能是真的。比如你建电站的时候，死掉了一棵树，此后经过多年的恢复之后，又长出来几颗更大更好的树来。虽然，整体上是环境变得更好了，但是，对于那棵死掉的树而言，当然也可以说是“很难恢复”了。

    南文说“目前水电公司的开发模式是‘下一级库尾接着上一级大坝’，江河变成了一个个‘平湖’，那些以前在急流和中、浅水环境中生活的鱼类，将无法适应库区的静流深水环境。”
    这又是一个老掉牙的污蔑水电的说法。记者不要以为谎话说的人多了就是真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记者不知道吧，水电站水轮机下面，往往必然就是一片激流浅滩。不信，记者去看看，过去只能在长江上游产卵的中华鲟，就在已经在葛洲坝的下面建立了新的产卵场。

    南文说“密集的水电开发还会破坏许多人文历史景观。目前西南水电的开发涉及到世界遗产3处，国家自然保护区12处，国家风景名胜区13处等。金沙江阿海以上的梨园、两家人、上虎跳峡(龙蟠)三个电站均位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区内。若按规划中的水电站开工建设，一些曾经被誉为中国鬼斧神凿般的历史文化景观，将会随着水电站，慢慢沉入水底。”
    这种说法也不可信。据我所知，按照原有规划即便开发了水电，虎跳峡也根本不可能被淹没。记者可能不了解，水电开发根本就不是全流域的淹没，不管是任何景观，只要我们觉得需要保护，都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水坝的高度和位置达到保护的目的。当然，在建设之前被人造谣诬蔑一番是避免不了的了。就像当年的三峡将被淹没炒作的十分热闹，建成之后大家都看到了，不仅三峡都还建在，而且还形成了更加美丽的小三峡。三峡大坝本身和周围也形成了炙手可热的重要景观。记者的这番话不过就是一种"故伎重演"的把戏。

    南文说“长期研究地质的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工程师范晓说，目前规划的河流水电站基本都在地震活跃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等。在范晓看来，这些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之中，极有可能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如此，未来水电工程的维护成本将很高。”
    这是一位公众都十分熟悉的反坝地质学者，我已经多次专门写文章批驳过他的谬论。以怒江地区为例，怒江现在就是因为江水湍急不断的深切河谷，为了适应河谷的变化，两岸不断的要发生崩岸和滑坡。怒江水电建成之后，江水的能量将被用来发电，河谷不再被深切，两岸的崩岸和滑坡最终将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关于地震，我只想提醒记者注意一个问题；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都是地震高发区，他们敢在那里建高楼，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山沟里建设水坝？一些更具体的理由，记者可以去查看有关的文章。

    南文说“而对于动辄几百米的大坝高库，长期研究垮坝威胁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总工程师刘树坤则有几分担心：如果一座100米高的大坝垮坝，水头可达50米，速度可达30m/s，"房毁人伤"，普通河水比较急时才达到3m/s左右。”
    我需要先更正记者的一个说法，刘树坤先生已经退休八年之久，早已经不能再算是什么总工程师。而且，记者重复他所列举的这些数据，也不知道要想说明什么问题。要知道对于我们水电工程而言，即使20米高的大坝，我们也要保证它不能垮坝。坝的高度越高，安全度要求越高，而且全世界的实际情况也都是水坝越高，垮坝率约低。记者可能不懂，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就要体现在这里。

南文说"中国社科院环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易生多次在怒江水电站问题上振臂高呼，希望决策层慎建。他颇带几分遗憾地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了三峡等几个大型水电站，为何不仔细观察研究这几个工程的实际情况，然后总结经验再定夺是否上马其他水电站？为何现在这么慌忙上马？"
我觉得记者的文章非常没有水平，强调一个社科院的研究员的振臂高呼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位研究员振臂高呼得很愚蠢，中国不仅建了三峡等几个大电站，还建了丰满、新安江等经历了半个世纪考验的大电站。全世界早就建成的大型电站就更多了。为什么研究员不相信以前的电站的实际情况，一定会对现在的水电建设者有所帮助呢？研究员为什么不去总结完全可以总结的经验，而非要愚蠢的振臂高呼呢？
    南文说“随着各大水电集团在长江上游建设一个又一个破纪录的水电站，一个潜在的危机是，建设的电站很可能面临水资源紧缺或者无水的境地。”
    记者的这种说法，又是一种无知的体现。水电站只是利用一下水的动能，水轮机里又没有"黑洞"，水电站的建设和水资源的紧缺又有什么关系呢？

    南文接着说“这也意味着，下一步要么不进行西线调水，要么这些已经在建或者规划的水电站的投资浪费。地质学家杨勇一再表示，西线工程与水电站之间争水的状态在所难免。”
    这话虽然说得不假，不过这种担心则是完全多余的。西线调水最多也只能占一定的比例，不可能把长江水都调光。再说，水电开发所创造的能源，也是与应用的时间成正比的。以怒江水电开发为例，不到1000亿的投资，每年一千多亿度的电量，不到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建设成本。我真不明白，我们的有些学者，为什么非要"替古人担忧"一根筋的跟水电开发较劲呢？

    南文说“翁立达以黄河为例解释，黄河最多的年均来水量在五百多亿立方米，但是近年急剧减少到三百多亿立方米，而目前已经建成的水库库容已达六百多亿立方米，"全部装进去都装不满"。长江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翁立达清楚记得，2006年长江三峡蓄水蓄了一个多月，这出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按照原有的规划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全部建设起来，那么在9月、10月之时，长江三峡基本蓄不满水。加之，目前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都是不同的法人主体，利益冲突严重，‘到时肯定要抢水’。”
    特别应该强调，这种解释的方法特别有欺骗性。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水电建成之后，一定要一根筋的一次蓄满水。例如，我国黄河的水资源比较紧张，黄河上的龙羊峡水电站，建成20多年了，至今还没有达到过最高水位。美国科罗拉多河上的水电站具备了年径流量的4倍。按照记者文章的逻辑，科罗拉多河的水电站一旦蓄水，还不得是4年河流都没有水了？然而，事实上河流上的水库蓄水能力高于年径流量是大有好处的。可以实现河流水资源的多年调节。遇到丰水年多蓄一些水，遇到枯水年多放一些水。
    所谓抢水的说法也十分的荒谬，我不知道下游电站怎么才能与上游电站去抢水？即便是上游电站把水枪走了，只要它发电，它就必然要把水放下来。拜托记者在危言耸听的制造和传播污蔑水电站的谣言的时候，也应该增加一点基本的科技和逻辑知识。

    南文说“2006年9月到11月间，长江口连续遭遇三次咸潮袭击。咸潮沿着河道进入内陆，则会导致用水企业设备氧化、腐蚀，土壤盐度升高，甚至直接危害农作物。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记者的这种说法是有可能的，我们知道2006年我国的长江上游遭遇到了特大的高温和干旱。幸亏我们已经有三峡工程储蓄了上一年的一部分水，所以才会在2006年的前段时间没有把干旱的严重影响传播到下游。到了9至11月间，三峡水库的储水已经消耗的不多了，为了保证下一年使用，可能会要在适当时机补充蓄水。这样必然造成下游的缺水。应该说明的是，如果没有三峡等水电站的蓄水调节，2006年的咸潮威胁可能就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肯定会更严重、更致命。此外，如果我们能够建有更多水电工程，让长江具备了跨年度的调节能力。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枯水年的灾害。这才能体现出上面所说的流域的水库蓄水量高于河流年径流量的跨年度的生态保护作用。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只能在于尽快加紧西南地区（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否则，可能真是"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南文说“目前，和当年的三峡工程一样，各路专家对西南水电开发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支持的专家认为，在能源价格高涨，国家号召节能减排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符合国家政策；反对的专家则认为，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水电开发，应该尊崇适度、有序、科学、合理的原则，否则后患无穷。”
    我觉得记者疯狂的污蔑一番中国的西南水电开发之后，再做出这种总结有点过于牵强。根据上面我们对记者所列举出的所谓"专家"意见的答复，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所谓反对西南水电开发的专家，大多是一些"理论"专家。总之，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专家，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肯承认，满嘴跑火车，那么记者所谓的"适度、有序、科学、合理的原则"也只能骗人的招牌。看到《南方周末》的这篇疯狂文章之后，我倒是觉得如果那些谣言不予揭露，还真是要后患无穷。

 相关新闻:4月10日 《南方周末》 记者 曹海东

西南水电为何疯狂危害生态后患无穷

    2008年4月3日，《南方周末》报道了西南水电站蜂拥上马的情况(C15版《西南水电大跃进——“八个三峡筹划开建”》)，对长江上游的水电过度开发表示担忧。
     4月7日，前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西南水电现在疯狂上马，是因为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而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将在一年后才能完成。在此之前，长江上游如此巨大的水电开发规模将给长江上游各个地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与西南水电开发的进程相比，长江水利委员会进行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显然“落后”了。“落后”则意味着更多的水电站将抢在流域管理规划修订实施之前上马。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制定了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的流域管理规划，而“生态功能摆在了次要位置”。事实上，真正的流域管理规划，包括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生态等多样性功能。
    曾在亚洲理工学院攻读流域管理规划博士学位的于晓刚对此深有体会。他现在是云南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负责人。他介绍，流域管理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目的就是要把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管理。
    正是这种认识差距，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水电公司做的规划主要是发电规划，把发电作为了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
    相比财大气粗的水电公司，还要靠国家掏钱才能搞规划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得不“落后”，直至2007年国家才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
    正因如此，水电公司拼命在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完成之前，按照上个世纪9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设计，上马水电站。
    而现行对水电发展的管理也存在政出多头的情况，这给水电公司大开方便之门。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目前，批复工程的主体除了大型工程由国家发改委分管之外，以往省市的水利厅、经贸委、发改委也有权批复，甚至地市一级也有权批复。但是，权责并不一致——水利厅下属农电局有人，有责任，但是无权。以致在一些地方水电站的建设中，水坝的高度有的超出规划10米，有的则降低10米。“河流原本规划的防洪等功能都在调整中丧失了。”
    翁立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与这些水电公司理论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口号就是“我们的水电站规划完全是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原有规划做的”。
    水电公司按照原规划采取的做法可谓来势凶猛，连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2007年“长江论坛”上也对此表示：“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毕竟，国际通行惯例是河流开发利用率一般不超过40%，跨流域调水不超过20%。
    翁立达现在担心，在水电开发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两年后出台的新长江上游流域管理规划将很难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

    隐患无穷

    如今，屡试不爽的超前赛跑已经让水电公司肆无忌惮。
    一位参与金沙江上一座装机一千多万千瓦水电站环评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环评会议上，水电公司并不让学者谈论移民以及地质灾害方面的问题，对环境影响方面也一再强调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譬如水电公司将水电站拦截泥沙算做种树的效应，“尽可能货币化”。
    这种经济效益至上的思维并不会顾及水电开发的生态影响。拥有中国最美丽风景的大西南，是中国水生物、鱼类、植物的天堂，特别是大量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片区域。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一川表示，因为开发水电站带来的两岸江河的植被破坏，“很难恢复”。
    一位参与三峡工程讨论的学者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把对西南水电开发的论证提高到论证三峡工程时的高度，才有可能消除隐患。
    以三峡工程为例，这位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三峡工程上马之时，为了保证鱼类产卵的需要，施工方做了大量调研，于是每年4月底、5月初，都要人造洪峰，同时保证水温在18摄氏度之上。
    然而，目前水电公司的开发模式是“下一级库尾接着上一级大坝”，江河变成了一个个“平湖”，那些以前在急流和中、浅水环境中生活的鱼类，将无法适应库区的静流深水环境。即使一些水电站，如锦屏二级水电站留了一些水流量，但是这点水根本无法解决河流的生态蓄水。
    密集的水电开发还会破坏许多人文历史景观。目前西南水电的开发涉及到世界遗产3处，国家自然保护区12处，国家风景名胜区13处等。金沙江阿海以上的梨园、两家人、上虎跳峡(龙蟠)三个电站均位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区内。若按规划中的水电站开工建设，一些曾经被誉为中国鬼斧神凿般的历史文化景观，将会随着水电站，慢慢沉入水底。
    参与金沙江上水电站环评的一位学者表示，为了表明水电公司为保护区付出几亿元的代价，有的水电公司竟然将自然保护区张冠李戴——将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移植”到此处。
    不仅如此，一些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西南水电大规模开发还给这些地区带来地震的隐患。
     2008年3月末，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发现，西南的水电站基本建在崇山峻岭的峡谷之间，有的在峭壁旁只有一条可以容单车行进的公路，不时见到的巨石让江水划过一条美丽的弧线。
    长期研究地质的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工程师范晓说，目前规划的河流水电站基本都在地震活跃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等。
    在范晓看来，这些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之中，极有可能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如此，未来水电工程的维护成本将很高。
    而对于动辄几百米的大坝高库，长期研究垮坝威胁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总工程师刘树坤则有几分担心：如果一座100米高的大坝垮坝，水头可达50米，速度可达30m/s，“房毁人伤”，普通河水比较急时才达到3m/s左右。
    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一个综合的流域管理规划，在这些地质条件非常脆弱地带修建水电站，其生态、地质方面都存在潜在的威胁。
    中国社科院环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易生多次在怒江水电站问题上振臂高呼，希望决策层慎建。他颇带几分遗憾地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了三峡等几个大型水电站，为何不仔细观察研究这几个工程的实际情况，然后总结经验再定夺是否上马其他水电站？为何现在这么慌忙上马？

    为水而战

   西南的水电站建设并不仅仅是危害当地的生态，还可能导致水资源蕴藏丰富的西南地区变成一个抢水的战场。
   随着各大水电集团在长江上游建设一个又一个破纪录的水电站，一个潜在的危机是，建设的电站很可能面临水资源紧缺或者无水的境地。
   正在规划实施中的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已经逼近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水源地。在引起业界广泛关注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一书中，学者们统计的结果是西线雅砻江调水一、二期工程对雅砻江干流已建、规划电站的发电指标将产生一定影响，可以让二滩公司设计的水电站年发电损益92.65亿元。
   这也意味着，下一步要么不进行西线调水，要么这些已经在建或者规划的水电站的投资浪费。地质学家杨勇一再表示，西线工程与水电站之间争水的状态在所难免。
   翁立达以黄河为例解释，黄河最多的年均来水量在五百多亿立方米，但是近年急剧减少到三百多亿立方米，而目前已经建成的水库库容已达六百多亿立方米，“全部装进去都装不满”。

   长江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翁立达清楚记得，2006年长江三峡蓄水蓄了一个多月，这出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按照原有的规划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全部建设起来，那么在9月、10月之时，长江三峡基本蓄不满水。加之，目前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都是不同的法人主体，利益冲突严重，“到时肯定要抢水”。
   这条可怜的长江不止要被上游的水电站瓜分，加上长江三峡，中下游面临的调水，沿江如安徽、江苏等地取水，显然，到了长江入海口，水量会剧减，长江水位下降，如此引发的则是近几年颇为业界关注的咸潮倒灌。
    2006年9月到11月间，长江口连续遭遇三次咸潮袭击。咸潮沿着河道进入内陆，则会导致用水企业设备氧化、腐蚀，土壤盐度升高，甚至直接危害农作物。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目前，和当年的三峡工程一样，各路专家对西南水电开发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支持的专家认为，在能源价格高涨，国家号召节能减排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符合国家政策；反对的专家则认为，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水电开发，应该尊崇适度、有序、科学、合理的原则，否则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