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历时十年的中考招生改革实验，能解决什么样的教育难题？
“指标到校”的衡水样本
枣强二中的学生们在进行体育锻炼。本报记者 修伯明 摄
中考就要来临，彭莉媛这些日子学习格外努力。这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邓庄中学九年级（2）班的学生，自打3年前从城区的英才学校小学毕业，就把高中的目标锁定到省级示范高中衡水中学。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没有选择在英才学校继续读初中，而是回到了自己家乡——地处农村的邓庄中学。“市里实行‘指标到校’政策以后，农村学校中考录取线要低不少，回来上学考上重点高中的可能性更大。”彭莉媛说。
彭莉媛所说的“指标到校”，近两年日益受到学校、社会的关注。这种重点高中招生指标的“分配制”被越来越多的媒体、专家视为解决择校难题、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力杠杆。而衡水市从1998年开始试点，2005年起全市公助生指标100%分配到所有初中，到现在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指标到校”政策到底能不能承载起人们的种种厚望？在落实的过程中会遭遇什么样的难题？衡水的十年实验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哪些人们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近日走进衡水实地探访。
按分录取变成分校录取，是否有违公平原则？
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指挥棒
衡水市“指标到校”的中招改革，发端于衡水中学。衡水中学的招生范围为桃城区。上世纪90年代末，桃城区的人口大约40万，城区和农村人口各占一半。然而，进入衡水中学的学生中，城区生源占了97%以上，农村生源少之又少。但是，就是这些为数甚少的农村学生，进入衡水中学后学习进步幅度却远大于城区的一些高分学生。这一现象引起了办学者的思考：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如果全区用同一个分数线统一录取，可能会埋没不少农村学校的孩子。于是，时任衡水中学校长、如今已担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的李金池提出，单独拿出一部分招生指标直接分配给农村初中学校，降分录取成绩比较优秀的农村学生。在得到市教育局的同意后，1998年，衡水中学拉开了“指标到校”实验的序幕，将招生指标的20%分配到桃城区农村初中。
决定是决定，然而对于衡水中学这样一所省级示范中学来说，招生政策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牵动当地众多关注的目光。在众多家长、学生的观念中，分数就是“命根”，学校把传统的中招按分录取变成分校录取，是不是有违公平原则？对此，李金池的认识很明确：不是！“无论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教师的指导水平，农村孩子都比不过城里的孩子。所以‘指标到校’，分校录取，表面上看好像不公平。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农村孩子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传统的按一个分数线统一录取的高中招生办法，恰恰是用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接受教育的不公平。”李金池说。
生长在农村的李金池对农村学生是了解的。试点工作的结果也让他感到欣慰。从对降分录取学生的跟踪调查结果看，他们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都有上乘表现和较大提高。有的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有的担任了学生会干部，更多的人都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些农村孩子学习刻苦，有发展潜力。尽管由于受农村初中硬件、师资条件所限，中考成绩比不上城里重点初中的学生，但只要给他们一个好的平台，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来自衡水中学的一项统计显示，2004年学校降分录取的29名农村考生，有27人在2007年高考中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重点大学上线率达96%。
一项政策让示范高中向农村学生敞开了大门，改变了众多农村孩子的命运。2006年，衡水市11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的9950名公助指标生中，有2037名学生在基准分数线下被降分录取，初中学校间实际录取分数线之差达64分。
河沿中学毕业生崔国涛，就是“指标到校”政策实实在在的受惠者。2003年，中考成绩在全区排在1300多名的崔国涛，当年按分配名额降30分被衡水中学录取。2006年他以文科604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桃城区彭杜乡中学在“指标到校”前每年达到示范高中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寥寥无几，而近几年每年都有十多名农村孩子考入衡水中学。
“如果没有这项中考的改革，这些农村孩子就可能进不了衡中，他们今后的命运也就可能完全不同。‘指标到校’成了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衡水中学副校长王建勇说。
公平不公平，老百姓说了算。据枣强县教育局局长李连申介绍，“指标到校”实行几年来，没有一起上访，没有一起信访，说明这项政策维护了大多数人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老百姓接受，体现了教育公平，这正是这项政策的生命力所在。
改变高中学校生源结构，会不会影响高考成绩？
“源头活水”的效应
2004年，李金池由衡水中学校长调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经过一次对全市基础教育资源的拉网式调研后发现，市域内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很大。一方面，城里的热点初中拥有高标准的校园和完善的设施，名师云集，生源充足，往往人满为患；而农村薄弱初中则校舍破旧，师资薄弱，生源不足，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能够进入热点初中就读的，除了极少数成绩很好的孩子外，很多是当地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有钱人的子女；而在薄弱校就读的绝大部分是农村孩子。在这种大背景下，择校风愈演愈烈，升学率和生源的恶性竞争趋于白热化，农村优秀教师和生源大量流失，学校间办学差距日益拉大，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经过研究分析，市教育局认识到，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区域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而生源质量的不均衡则对这些问题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办？李金池再次想到了“指标到校”。在总结衡水中学经验的基础上，从2005年起，衡水市开始了高中招生制度的“深度试水”：将全市一区二市八县11所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公助生指标，一次性100%分配到所有的初中学校。招生指标分配要根据各初中学校参加中考的人数、整体办学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具体分配办法由所在县（市、区）教育局负责，分配方案及结果要报市教育局备案，并由市教育局通过报纸、网站等统一向社会发布，接受监督。在招生过程中，各县（市、区）要按照招生计划和分配指标划定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省级示范高中公助生基准录取分数线，在全部志愿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按招生计划数截取确定。“指标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基准录取分数线基础上下降30分。如下降30分后学校指标仍有剩余，则其剩余指标从全县（市、区）所有志愿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录满为止。
市教育局强力推行的这项中招改革，一开始就在高中校长中间引起了不少顾虑。“指标到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打破了“强校强生、弱校弱生”的现状，客观上起到了调控高中生源结构的作用。一些普通高中校长顾虑：“原有的一些农村拔尖学生被示范高中抽走，会不会让普通高中更陷入雪上加霜的境地？”而一些示范高中校长也担心：“低分农村考生走进示范高中，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改革阻力重重。但是市教育局的决心更大。择校难题、均衡难题、公平难题……面对基础教育发展的重重难题，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而衡水中学试点成功的经验，也给了决策者相当的信心。
时隔3年，事实打消了当初校长们的种种疑问。对于一些普通高中而言，尽管一些农村初中的优质生源被示范高中招走，但部分按照分数以往本可以进入示范高中的高分学生，因为政策调控的原因被示范高中拒之门外后，成了普通高中的生源，这让这些学校的校长们暗喜不已。而对于一些省级示范高中而言，“指标到校”政策的实施，让他们招到了部分农村学校的优质生源。尽管这些孩子中考的分数稍低，尽管他们的基础知识还有漏洞，学习方法尚待改进，但经过3年的精心培养，从整体看，他们的发展潜力明显高于城里学生。
中招改革引来了“源头活水”，也推动了高中教育质量的提高。谈及“指标到校”政策的功用，景县中学校长王文涛用了5个字：“四两拨千斤。”景县中学是一所省级示范高中。2007年，景县中学招收公助生875人，其中降20分录取了110人，如今其中的83人进入了年级前600名。说起这些，王文涛掩不住喜悦之情：在这些学生当中，涌现了一批先进个人，有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学习标兵，也有不少学生干部、德育标兵。“事实和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说明这些学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早一步试点的衡水中学则体会了更多好处。王建勇说，2004年该校按名额降分录取的农村考生，去年高考时重点大学上线率达96%，远高于学校总体的重点大学上线率。2005年按名额降分录取的学生发展势头良好，两年多的时间内，涌现出很多优秀学生。赵圈乡中学郑增伟被评为“十佳优秀团员”，十三中降分录取的刘鹏飞被评为“十佳校园歌手”。不仅如此，这些农村来的学生和降分录取的学生，学习十分刻苦，生活也很俭朴，乐于助人，心态积极向上，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身边的学生，使学校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跨区生源不给录取指标，能不能遏制择校歪风？
“釜底抽薪”的重拳
因为对过去择校风盛行带来的种种弊端有着切肤之痛，衡水的“指标到校”政策，从设计之初就突出了鲜明的导向性：享受指标生录取资格的学生，必须是在本校区初中入学并有正式学籍的学生。据衡水市教育局副局长辛纪坤介绍，为了让这项政策落到实处，衡水进一步严格推行多年的学籍管理制度，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籍实行电子化管理，严格审查参加中考升学的初中毕业生资格，初中择校生不具有示范高中指标生录取资格！仅此一条，就有效地控制了初中学校间学生的无序流动，遏制了初中择校之风。
武邑县紫塔中学初三（2）班的信红博，家住徐孟村，小学就读于城区的英才学校，一年要花费家里三四千元。2005年小学毕业时，信红博赶上了“指标到校”政策的实施。如果选择在城区择校，他可能失去武邑中学的指标生录取资格；相反，如果回到农村，他可能以更低的分数考入武邑中学。就这样，信红博又从城里转回到他家所在的紫塔中学就读。这几年，许多原来在县城学校借读的学生，像信红博一样纷纷选择了回流。像桥头镇中学，2003年只有420多名学生，到现在已有900多名学生。
“指标到校”政策对重点初中的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枣强二中是枣强县最好的初中学校。2004年以前，学校人满为患，平均班额100人，最大的班有126名学生。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学校采用社会化的办法筹资200多万元新建了2000多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没想到的是，2005年楼盖好了，衡水市却开始推行“指标到校”政策，学校生源锐减，学生宿舍楼只好闲置。如今，学校30个班，学生只有1861名。
“指标到校”有效缓解了枣强二中的办学压力。校长孔繁峰说，以往学校的膨胀，其实是一种“虚胖”。表面上看虽然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也给管理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班容量过大，加重了教师的负担，仅仅是批改作业一项，就让教师疲于应付，又哪来的时间进行教学科研、开展素质教育？而现在，班额小了，教师可以充分开展教学科研，发挥每一名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关注。学校开全了课程，开足了课时，保证了教学质量。学校还开设了阅读课，开展了生动活泼的上下午大课间活动，恢复了久违的一小时课外活动，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充分培养和发展。
武邑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喜春分管学籍管理和招生，这些年，他深刻地感受到了“指标到校”政策实施以来衡水教育发生的变化。用他的话说，是“亲眼见证了之前的混乱和之后的成功”。“之前的混乱”，张喜春用“三多”来概括：择校多、不规范收费多、好学校大班额现象多。从2000年到2003年，该县乡镇初中从17所减少到10所，7所学校因为生源问题而关闭。而城区一些好学校，100人以上的大班比比皆是。“之后的成功”，张喜春也用三句话来概括：确保了素质教育的开展、促进了县域教育的均衡、规范了办学行为。
用政策控制初中生源跨区无序流动，对于遏制择校风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招。这一点，衡水的家长、学生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枣强中学校长崔国卫对记者说：“我侄女就在农村读书，按说我可以给她找一所城区的好学校上，可她自己就不愿意！”“强心固本”的良药
“指标到校”这项单纯的中考招生改革，到底能给农村中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李金池的回答是4个字：“强心固本。”
紫塔中学是武邑县一所农村中学。“指标到校”改革之前，因为生源的流失，学校日益陷入办学困境。2003年学校考入武邑中学的只有4人，2004年只有3人。因为这一点，老百姓怨声载道，教师们走出校门不敢抬头，学校两年换了两任校长。现任校长邓建军上任后，正好赶上中招改革。2005年学校一下子有20个学生考入了武邑中学，之后两年又分别有23人、25人考入武邑中学。如今，学生不仅不外流，还纷纷回流；老师们热情高涨，学校焕发了生机。不仅如此，“指标到校”政策还减小了学校之间升学竞争的压力，变升学率的竞争为办学水平的竞争；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学校由单纯关注学生考试分数转变为关注学生综合素质，从而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说到这些，邓建军一个劲地说：“不是因为咱能干，是咱赶上了好政策，沾了政策的光。”
把示范高中的公助生指标100%分配到所有初中，会不会让农村薄弱初中躺在“指标”上止步不前，从而使“指标到校”在客观上变成了保护落后的政策？对此，桃城区邓庄中学校长张福明的回答也是4个字：“干劲十足。”
“指标到校”改革前学校的情况，张福明至今记忆犹新。从1997年到1999年的3年中，学校160多位教师，调走的就有40多位。张立君是1994年来到邓庄中学任教的。那时候的邓庄中学生源差，条件落后，每年考入衡水中学的学生几乎为零。那些年，张立君没有成就感。因为家在市区，就想调离学校。“指标到校”政策实施以后，学校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几年来，有126名学生升入衡中。一时间，昔日有些冷清的校园热闹起来。“教师们心稳了，干劲大了，我也不想走了。”张立君说。尤其让张福明高兴的是，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也促使乡党委、政府加大了投入的力度。近两年，乡里投资700余万元为学校建起了教学实验楼、宿舍楼，铺设了塑胶跑道，完善了配套设施，让学校发展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些过去想也不敢想，做也不敢做的事情，因为‘指标到校’政策而变成了现实。”张福明说。
“指标到校”的另一项收获，就是初中辍学率的降低。造成农村初中辍学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农村初中升学率低，学生升学无望。“指标到校”后，农村初中办学实力逐渐增强，一部分农村学生看到了升入优质高中的希望，辍学率便由高走低。据枣强县教育局提供的数字，2005年该县初中辍学率5%，2006年辍学率3.7%，2007年降低为2.6%。
衡水“指标到校”的十年实验，优化了生源结构，激活了学校的办学积极性，遏制了择校风，营造了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然而这些“强心固本”之举并不等于就能包治百病。毕竟“指标到校”只是一项单纯的招生改革政策，指望着单纯的“指标到校”解决教育面临的所有难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此，衡水市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教育投入、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素质教育……这些都是衡水教育前进路上的一个个难爬的坡。“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标到校’只是为下一步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打了一个基础，开了一个好头。前头，路还很长！”李金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