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劳动仲裁代理人这个“职业”也因此产生。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说，代理人分为两类——“白代理”和“黑代理”。前者由个人、律师、司法工作者组成，旨在真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黑代理”则靠为别人打劳动仲裁“官司”为生，然后从申诉人获得的赔偿金中收取一笔相当大比例的费用，并给劳动仲裁争议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不和谐因素。而我国法规明文规定：“代理人不得收取代理费用，同时要提供与当事人签订的不收费协议书。”

　　有时候，在劳动争议案件开庭中，“黑代理”丰富的劳动法律知识，以及他们对案件流程的熟悉程度，足以让一个专业人士哑口无言。

　　尤涛（化名）的老家在广西，来到中山已有几年，可以称得上是这一行的“元老级人物”了，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替别人代理案子了”。尤涛并不忌讳谈他的这个“职业”，他有自己的看法：“是违法，但我们也确实很辛苦啊，收费是应该的。”

　　尤涛并不是一开始就做这个的，刚开始找的是普工活，“累死累活的不说，干到最后还让老板给黑了一下”，他决定要“讨个说法”。几经周折，算是要回了自己应得的赔偿，于此同时，他对劳动法律知识，以及对劳动争议的程序、流程已经“了如指掌”。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老乡托他代理一个关于索赔加班费的劳动争议仲裁，他漂亮地赢得胜利，老乡对他感恩有加，临走的时候留下100元钱和两条好烟，那一夜，他躺在床上还在想：“原来这个还可以赚钱啊！”之后，他开始“专职”为别人代理劳动争议案件。

　　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个和屋顶差不多高的书柜，那里面装满了关于劳动法律的书，一有空他就会专注地研究这些书。后来，在案件开庭中，有好几次他都把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呛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用眼睛干瞪着”。

　　再后来，他在圈儿里开始“小有名气”了，不用再到仲裁机构门口去寻找“猎物”，找上门托他打劳动仲裁“官司”的人越来越多。通常，在开始代理“官司”前，他会和当事人签订两份协议，一份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不收费协议”，一份是私底下的个人协议。劳动仲裁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个人协议中，规定了收费的数额，最低的收费是赔偿金的30%，有时甚至高达50%.”

　　“我跑不掉的，他就在门口盯着我，算了，给他吧。”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听了这番话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想不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朋友，你是哪里人啊？”

　　“湖北的。”

　　“哎哟，咱们是老乡啊。”

　　在市劳动仲裁院、镇区的劳动争议仲裁办事处门口，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男子，他们通常会变换着不同地区方言，热情地和进出大门的人搭讪。最初，就连门口的保安也搞不清楚，究竟这几名“守门”的男子都是哪里人？他们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报到”，究竟所为何事？然而，在劳动仲裁院上演的劳动争议“暗战”，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小辉（化名）的噩梦是从和劳动仲裁院门口那个自称“老乡”的男子打招呼开始的。

　　小辉的年龄不到21岁，他的父亲一年前来到中山打工，因为工厂安全方面的隐患，造成了他父亲的死亡，他在接到通知后，只身一人来到了中山。在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厂方和小辉家庭双方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最后，不得已，小辉来到了劳动仲裁院。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在得知小辉要打官司时，那位“黑代理”便开始了他的怂恿和游说，“如果不找代理人的话，那你很难打赢官司的”，“企业主那么有钱有势，他才不怕你的，你好好想想吧”，最终，小辉“上钩”了。

　　之后，小辉稀里糊涂地和那名“黑代理”签了一份私人协议。协议规定，代理人负责打赢官司并保证要回全额的死亡赔偿金，小辉在拿到死亡赔偿金后，要支付给代理人大约55%的代理费用。

　　官司是打赢了，但当小辉拿到那笔赔偿金时，他站在仲裁院大厅里久久徘徊。当仲裁院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时，劝小辉不要把这笔用父亲的命换来的钱给“黑代理”，让小辉找个机会赶紧走开。“我跑不掉的，他就在门口盯着我，算了，给他吧。”小辉痛苦无奈的表情，着实让那位庭长吃了一惊，因为她没有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最终，小辉还是拿出了高达50%的代理费给那位“黑代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道德与利益各得其所。而如今，这种私人的牟利，不断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于是，劳动仲裁院与“黑代理”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博弈。

　　新《劳动仲裁法》已于5月1日正式实施，新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劳动仲裁案件申诉的门槛，劳动仲裁案件量将会出现“井喷”。与此同时，也必将刺激“职业仲裁代理”市场，更多的“黑代理”将会出现，面对这种情况，仲裁院的工作人员甚为担忧。

　　“经常可以看到‘黑代理’在仲裁大厅里晃来晃去，等着有来投诉立案的就赶紧过去搭讪。”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私底下对这些“黑代理”很头疼。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你也没有理由赶他们走啊，有那么几次叫来了保安，但当保安赶来时，他们早就没人影啦。”

　　“怎么又是你？”因为隔一段时间，“黑代理”就会出现在仲裁庭的代理人席位上，所以，仲裁院里的工作人员和那些“黑代理”的见面总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对于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来说，“黑代理”的每次出现，不仅给仲裁机构的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还使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不信任，令正常案件审理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无疑，这必然会加大劳动部门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时的困难。

　　劳动仲裁院与“黑代理”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持久的、艰难的博弈。在劳动仲裁院流行着这么一个词语——滥诉，这个词语折射出整个仲裁机构与“黑代理”博弈过程中的艰辛与苦恼。在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黑代理”几乎决定了案件的整个进程，本来可以在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但他们却坚持要到仲裁院仲裁，仲裁院的判决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会继续上诉到法院。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劝说当事人，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定要相信我们，相信政府，可谁会听呢？到最后，算一笔账的话，才发现吃亏的是自己。”劳动仲裁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如是说。

　　对于劳动仲裁院面临的这种尴尬，中山保信律师事务所赖福庆说：“一是要加大对劳动者的引导力度；二是加大宣传，提高劳动者的劳动仲裁相关法律知识水平，从长远来说，这两方面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