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的风力发电场还能否获得联合国CDM（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核准，成了众多风电项目负责人最关心的事情。
近日有消息称，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主席莱克斯·德容格（LexdeJonge）对媒体证实，“有数个（中国的）项目”已被暂停核准。
针对此事，记者于12月2日多次向位于德国波恩的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进行求证，但其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相关负责人和新闻发言人目前都已前往哥本哈根，“无法取得联系。”
中国最大CDM咨询机构之一的一致人和总经理杨智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CDM理事会不会轻易做出停止对中国风电项目审核的决定”。不过她也坦言，现在CDM的审核时间“越来越长”。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认为，CDM执行理事会在审核中国风电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和理解中国特殊的定价机制，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更多贡献。
——现状：审批时间确已延长。
作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碳交易机制之一，CDM可令发达国家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来部分兑现它们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
据杨智良介绍，CDM项目审核有7个基本步骤：项目设计和描述；国家批准；审查登记；项目融资；监测；核实／认证和签发CER（经核证的减排量）。前4个步骤在项目实施之前必须完成，后3个步骤发生在项目的CER获得期间。
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从2005开始进行CDM中介工作，据杨智良回忆，自己的公司在2005年至2007年这3年里所做的项目在审核过程中，“都非常顺利，时间也很短。”
但是从2008年开始，CDM项目的审核变得非常困难，“大多数项目都要经过好几轮的重新递交才能最终成功”，杨对记者说道。
杨智良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企业的证实。
江西某发电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的一个风电项目在今年5月23日已获得CDM的核准通过，但是“这个项目在2007年底就已经开建了，过了一年多才得到了最终核准，这中间还经过了好几轮的驳回和重新递交。”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现在还有一个风电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审批过程中，“今年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CER。”
据他介绍，如果CDM执行理事会不能签发CER，“那对公司将是很危险的”。公司现在的收益除了CDM的补贴，其他都是按照中国批准的风电电价卖电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很少，我们现在盈利非常低，如果没有CDM的补贴，公司就将亏损。”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分析，我国现已获得1.53亿碳信用额，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
——争议：“额外性”成焦点。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瓦拉的观点，或许能很说明我国风电项目在CDM核准上所面临困境的原因。他表示，中国的风电项目在遵守CDM规则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很难相信中国目前有很多能源项目都具备额外性”。
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CDM项目的条件是“只有在申请者证明如果没有外来资助就不会建设相关项目的情况下，这些项目才有资格获得碳信用额”，这项条件被称为“额外性”。
此外，CDM执行理事会相关官员曾公开表示，中国的风电CDM项目的上网电价和以前相比有变低趋势，他怀疑这种降低是否是经过精心设计，以使得来自CDM的补贴刚好能填补投资空缺。
对此，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对记者表示，这种怀疑没有道理。
喻捷认为，由于近几年的风力发电机制造技术迅猛发展和管理手段的成熟，风电产品成本、运营费用的确有所降低，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上网电价的下降幅度与产品成本的降幅是否一致，“不能只看到电价有下降趋势，就认为中国政府是在不择手段地获取国外资金”。
据了解，上述问题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重视。11月24日，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主办的网站上发布了由中国-丹麦风能发展项目办公室与中国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共同编制的《中国风电及电价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并详细解读了中国风电电价的形成机制。
《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是依据风电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电网的承受能力来确定风电电价，在确定电价时从未考虑CDM因素，定价过程完全与CDM无关。但是，如果没有CDM，中国风电发展速度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夏青对记者表示，现在“额外性”的理念是好的，但是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定论。“额外性”由谁来定，如何制定标准，现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发改委气候司一位内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发布上述《研究报告》的最大目的就是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等待联合国方面的反应”。对于联合国暂停核准数十家中国风力发电场的情况，该人士表示发改委会在下次举行会议时进行讨论。
(编辑：龚建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