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持学者要学以致用，而我现在担任省政府参事，正是我一个人文学者服务社会的最佳方式——黄伟宗

　　黄伟宗，1935年11月出生于广西贺州，祖籍广东肇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化学家。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近年主要从事政府文化咨询与各种文化策划工作。
主要著作有：《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欧阳山创作论》、《欧阳山评传》、《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当代中国文学》等；总主编《珠江文化丛书》（迄今已出版30部）、珠江文化杂志和《中国珠江文化史》。

　　“前段时间，广州电视塔全国征集名字18万个，我是9个评委之一，忙得肾结石旧病复发，前几天你打电话来，我正生病，所以才把采访推迟到今天。”一进门，黄伟宗教授就亲切地向记者解释。最近，黄教授被续聘为新一届广东省政府参事。从1992年开始，黄教授连续三届被聘为广东省政府参事，现在又将连任第四届，他笑着说：“我是破格参事了，按规定，政府参事最多能连任两届，年龄也不超过70岁，而我已经74岁了，是破了两格呢。”

　　多年来，黄教授始终以他最尊敬的近代珠江文化文圣——梁启超的一句名言作为学术座右铭：“学者也，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者；术者也，取其所发明的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我始终坚持学者要学以致用，而我现在担任省政府参事，正是我一个人文学者服务社会的最佳方式”，黄教授笑说：“如果可以，我会做到20年，或者再继续下去。”

　　在治学中用学

　　广东省政府参事是广东省政府聘用的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给政府提供各项建设建议的各领域专家，黄教授目前担任文化组组长。参事的工作方式有三种：省政府就某个项目派参事到各地调研，做出调研报告并提出建议；参事自己发现问题，向政府提出问题及建议；各地区政府邀请参事就某个问题到当地调研，给当地提出建议，参事也可及时向省政府汇报情况。

　　自1992年担任政府参事以来，黄教授跑遍全省所有地级市和90%以上的县。因为提出每项建议之前，他不但要进行认真的文案研究，还必到现场进行深入考察。在《珠江文踪》序言《半个世纪创新路》中，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院院长洪三泰先生形象地描述了黄教授17年来赴各地考察的辛苦征程：“山程：崎岖蜿蜒、山高路远。这注定要黄伟宗教授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登山梁，爬古道，寻峡谷，钻山洞，走泥丸……水程：烟波浩淼，波浪翻滚。观珠江出口的八大门，寻郑和下西洋的起航点，访江海交汇的南沙新港，上浪拍天庭的伶仃洋……”。

　　17年来，黄教授共提出了近百篇参事建议，许多建议都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巨大反响。如：发现韶关南雄珠玑巷是北方南下移民的中转地，最早提出在此发展海外后裔联谊和寻根文化的建议，促使其后裔联谊会成立并受到海内外积极支持赞助；发现封开是广东和广西的分界地和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在此发现岭南最早的人类牙齿，将岭南历史推前了28000年；发现徐闻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将联合国原先确认的中国丝绸之路史向前推了1300多年；为阳江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作出“海上敦煌”的定位，受到联合国和世界海洋学家的广泛认同；发现粤西是南江文化带和百越文化遗存地，发现南雄梅关古道和乳源西京古道等是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在江门蓬江区发现“后珠玑巷”，具有填补学术空白和促进地域开发的意义；前些年在倡导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时，最早提出珠江文化是其文化基础和支撑的建议……最近，在全省贯彻《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时，黄教授深思熟虑，又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广东大西关”———创议在广州市荔湾区（老西关）与云浮市郁南县（新西关）之间进行错位跨越合作》的建议，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采访中，黄教授高兴地告诉记者：“关于建设‘广东大西关’的论坛近期召开了！”

　　“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就是通过文化来服务社会的。”多年来，黄教授不仅通过给省政府提出宏观的建议，以文化创意推动经济发展规划的合理化；还在考察中给许多地方做出了合理的、有特色的文化定位，大大促进了当地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发展。比如，他提出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让它一下得到5个亿的投资；提出南雄搞寻根文化，结果南雄得到一个亿的投资。

　　17年来，黄教授的大部分建议都被接受，但也遇到过被人“不理解”的困境。在他考察佛山监狱时，他深感佛山监狱的良好氛围，于是提出“监狱文化”概念，并完善出一套建设“文化监狱”的理论。黄教授认为，建立监狱文化不等于不要对犯人进行严肃的教育，而是在教育中充分承认人性，以合理方式促使人性的复苏，从而感化犯人。但是，这个理论一开始没有被人接受，从2006年提出开始，直到2008年，关于“监狱文化”的研讨会才得以召开。两年来，黄教授顶着压力，继续支持佛山监狱建设“文化监狱”，慢慢地，理论联系实践，终于用事实证明了其合理性，得到了认可。黄教授说：“在遇到不解的时候，你要等。但不是无为地放弃，而是争取实践，用实践来检验真理。”

　　在用学中治学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羊城晚报》文艺副刊工作，文革时又被下放劳动。十几年记者生涯，特殊年代苦难的磨砺，让黄教授开始培养起对现实的敏感和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1978年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他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治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不能脱离社会和创作实际”的理念。80年代初，他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概括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文学模式。“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注意这种创作方法，所以造成了过去的文学只是歌颂的文学，不能揭示生活中比较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才要提出这个观点，结果就被批判了。”

　　虽然被批判，甚至被“冷藏”，但黄教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天生我材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黄教授以此四句诗自勉，继续着自己的学术创作。

　　上世纪80年代，一部电视片《河殇》影响很大，它的主要观点是：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明，是开放的流动的；中国文明是黄色的内陆文明，是封闭的凝固的……这部电视片给了黄教授很深的触动。他感到，这部片子第一次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和透视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的原因，这是很好的，但是它有两点让黄教授很怀疑：第一，它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文化；第二，它认为西方因为接近海洋所以注定是先进的，而中国因为不是海洋文化就注定了落后，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因为黄河把肥沃的土壤冲走了。

　　“这两点是我不能同意的”，黄教授解释说：“后来经过研究，我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两点。第一，中国有海洋文化，丝绸之路为证！中国的珠江文化就具有海洋性，珠江是八门入海、江海一体的，这不是海洋文化的特征么？再者，黄河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但只是中国文化的组成之一，我们中国是多江河的文化。毛泽东说‘茫茫九派流中国’嘛，中国称为‘九洲’是什么意思呀？‘洲’就是‘水边’啊。”

　　《河殇》从反方向给了黄教授研究珠江文化的刺激。他感到，为了“用学”，必须先“治学”，于是开始着手探究珠江文化的特质。正好在1992年，黄教授受聘为省政府参事，他于是利用到各地考察调研的机会，从实际证据上深入“治学”。在考察中，他陆续发现，珠江的文化源流，即广东广西交界处是古代的“广信”之地，“广府”即当年“广信县”的首府，广信地点在今梧州与开封部分地区；接着，他又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为徐闻，为珠江文化具有海洋性找到了历史依据；然后，他经过文献考察，又提出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舜帝，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领袖是六祖慧能，从而初步建立了珠江文化系统，进而出版各类书目阐述了珠江文化的形象定位。

　　至今，黄教授已从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转为著名的文化学家。他说，在担任政府参事过程中，他从未忘记在用学中继续治学，研究珠江文化，挖掘广东历史文化，生发广东新的文化精神，如今，又可以在治学中进一步用学，他认为，对珠江文化的阐释改变了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广东是文化沙漠的偏见。

　　“双文化情写天涯，一心耕耘度浮生”

　　面对自己辉煌的一生，黄教授却有着极为谦虚和平常的心态，他在散文集《浮生文旅》中用“双文化情写天涯，一心耕耘度浮生”这两句诗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他解释说，“双文”是指文学和文化。现在虽然身体不大好，但黄教授的工作一天没停。建国60周年国庆前夕，正值黄教授生病住院，省政府一个电话打来，请他在半小时内为已经设计好的广东游行彩车起个名字。黄教授当即回答：“不用半小时，10分钟就够了。”几天后，“领潮争先”四个大字随着彩车驶过天安门，黄教授在口号中融进了广东人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时代精神，又寄托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特质，最终与湖北彩车的口号一起被评为最佳口号。

　　近期，黄教授还在忙关于世博会广东主题馆、亚运会邮票的创意、口号等工作，对于未来五年的参事任期，黄教授也已经有了明确打算。他将致力于珠江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致力于中国海洋文化的深入研究。黄教授说：“要比较中西海洋文化的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海洋文化，从郑和下西洋等历史看来，一直是一种和平的、友谊性文化，这不同于西方的海盗和侵略文化。把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阐释清楚了，不仅有利于提高广东的文化地位，还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的地位。因为将珠江文化列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它区别于长江、黄河文化的“海洋性”就代表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质，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证明中国海洋文化的存在。而进一步阐释中国海洋文化的和平性，还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一种理论依据。”

　　采访最后，黄教授用“做事人走做事路，步步留痕步步新”这两句诗来表达他对当今人文学子的期望，他希望现在的人文学子要掌握多种学识，用真心实意做学问，同时要有追求，尽量为社会做好事实事，还要切记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