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报道，叫《杨丽萍的人生“跳跃”》（19日《人民日报》）。那里面，杨丽萍说了一句话：“别人是跳舞的，我是跳命的。”掩卷之后，感慨颇多。

　　许多人，拿舞当“活儿”；而杨丽萍，则拿舞当“命”。其中的差距，颇值一评。

　　且看几例：

　　1986年，杨丽萍创作的独舞《雀之灵》获得全国舞蹈比赛一等奖，使得她一举成名。然，极少有人知道在这“风光”的背后，蓄着多少辛酸：其实，《雀之灵》的录音费、制作费全部是她从工资中抠出来的，连演出服也是借来的700元买的。

　　而当时，她每月的工资也就100多块钱，为了筹钱，她还卖掉了心爱的手表。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后，她就没再领过国家的工资，她决定靠作品养活自己。她说：“一个国家要养活那么多文艺团体，这在国外很难想象。不能都靠国家！”

　　相比之下，别说那时，便是现在，我们仍有不少团体，不是四处找门子、托关系，千方百计地从财政那里“抽”钱么？何曾舍得从自己口袋“筹”钱？又何曾像杨丽萍那样体谅过国家的难处？

　　2002年，杨丽萍开始创作《云南映象》，为试水商演做准备。投资方原本想搞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而杨丽萍却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表演。以为没有“商业前景”的投资商，竟然临时撤资。杨丽萍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又卖掉在大理的房子，并开始走穴、拍广告赚钱。终于熬到首演的日子，非典疫情又突然袭来，所有演出被迫中止，债权人纷纷找上门来……当然，磨难之后，终于云开月明：2004年，《云南映象》在北京保利剧院亮相，从而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后又应邀在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每场报价达到3万美元……

　　但，当投资方撤资、无法举步的那时侯，杨丽萍不知、也不管前方等她的是“死”是“活”，总之是把全部的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试问，寻常的跳舞人，谁会不顾一切地如此去做？难怪她说自己是“跳命”的呢！

　　为拍《云南映象》，她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云南的角角落落去实地采风；创作《藏谜》时，她一次次地吃住在藏族群众聚居区……她求的就是那个“真”字。她不能忍受作品有一丝的不完美，哪个地方该起掌声，哪个地方该有惊叹声，她都会站在观众的角度，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去抠，气氛掉下来了就要改，不精彩的就要拿掉，就连表演时，演员的帽子掉下来，都会被扣钱……

　　我们不少的演员是不是应当叩心自问一下：你下过如此的工夫么？你付出过这样的心血么？我们有许多的影视演员，扮演“黑社会”是那副举止，扮演“英雄”还是那种模样，请问，你“进”了角色么？便是目下一些被称做“腕”的，也是如此；我们还有些影视剧，明明演的古代，说的却全是现代话甚至是流行的时髦语；另有些“日本鬼子”，无论着装、无论化装，一概不像，导演们、演员们，不要说拿“命”了，连“力”，恐怕三分都未尽到；至于“小沈阳们”不久前在巡演全国中，演了近80场，不但场场是老节目，而且常常不守时，还强迫问观众逼要掌声……就更无须提!如此等等，面对杨丽萍的“跳命”，可有一点“羞愧心”？

　　什么叫“先做人、后演戏”？什么叫“职业道德”？什么叫“文艺为人民服务”？不如先学学杨丽萍的“跳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