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丽艳:博士生导师,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1990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皮肤性病专业医学博士毕业。
1998年作为引进人才进入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国菌物学会理事兼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主持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中一项为NSAF-广东联合资助重点项目。多年来共发表论文112篇,在SCI收录杂志发表论著17篇;近5年发表SCI收录文章13篇。
席丽艳教授的科研成就和工作精神在医院里是有口皆碑的。
她总是很忙,一个人兼了很多职位,更让人钦佩的是,她在所有的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卓越的成就与她的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因如此,她常常把“拼”字挂在嘴边——拼时间、拼实验、拼标书……席丽艳非常忙碌,只能在八点半到十点钟之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以至我们提出要去实验室拍几张照片,她都没有时间,说把前两年的照片给我们找出来,还打趣说,那时比较年轻。
简单信念 执着追求人生事业
“我只需要一个单间的宿舍,没有其他要求,就过来了。”
1984年,席丽艳教授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之后在同校攻读皮肤病学专业硕士。1987年硕士毕业后,席丽艳留校担任了学校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病学教研室的医师一职。短短一个月后,她便通过了一次艰难的考试,考上了著名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学习,成为了中国医学真菌界培养的首位博士生。回想起当年桀骜不驯的岁月,席丽艳显得特别激动。“因为当时硕士毕业留校了挺不容易的,我又是导师的第一个硕士,学校想留住人才,我的导师不让我考博士,可我当时特别向往能到协和医科大学、中科院皮研所继续深造,所以磨了很久才获准。”那个时候全国报考中国医学科学院共有70多个考生,而报考皮研所的只有三个人,最后三个人中只有席丽艳考上了。
1990年6月博士毕业后,由于出色的科研能力,席丽艳留在南京皮研所真菌研究室工作。1995年日本千叶大学的教授来南京皮研所进行合作交流,不足35岁的席丽艳给当时来访的日本千叶大学来访的中心长宫治教授当翻译。流利的专业交流使她之后得到日本千叶大学的聘任,在千叶大学真菌医学研究中心(即当时的病原真菌和微生物毒力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从事了为期一年的真菌化学分类、真菌毒素及分子流行病学的共同研究工作,并拿到了日本文部省最高研究基金——外国人员研究者奖学金。
1998年1月,席丽艳教授由于家庭变故被迫离开培养她的中科院皮研所开始联系调动。当时全国从事医学真菌研究的同行并不多,大家都很关心她,推荐很多知名大学给她,如同系统的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解放军301总医院和中山二院等。而南方气候潮湿,最适合真菌生长,是全国真菌发病最高的地方。在同行朋友的推荐下,席丽艳带着试试看的心境联系了我院当时的皮肤科主任曾凡钦教授。后来,在院长公开接待日,时任院长黄洪章接待了席丽艳,当时的谈话让席丽艳深受感动,至今仍记忆犹新:“黄院长看了我的简历就说,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人,你随时都可以来,你没有办手续也可以先来工作。但是我们条件不好,暂时只能提供一个10平方米的宿舍。”席丽艳接着说:“我当时认为条件没什么所谓,我不怕暂时只有一个单间的宿舍,就这样,我没有其他要求,就过来了。”
艰苦卓绝 克服万难潜心科研
“多年来,我都习惯了,要看书到半夜”
1998年1月份,席丽艳教授只身从南京来到广州,因为人生地不熟,她一个人在二号老宿舍度过了到广州后的第一个春节。小宿舍是一间10平方米的单间,看电视要斜着看;也没有单间澡房,洗澡的时候,要拎一桶热水去洗澡,一桶水洗完了,就只有用冷水了。二月的南方天气仍然很冷,那一年春节破天荒还下起毛毛小),这也许是要对她的意志进行考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席丽艳住了一年。这一年里,席丽艳教授没有出门诊,她呆在中山楼7楼的真菌实验室开始了不分昼夜的实验工作。她每天都睡觉的时候才回家,实验室的灯光经常亮到半夜。
1998年,席丽艳来到医院后便开始准备标书,一开始,她就选择了马内菲青霉,不过没有中标,到1998年底,她再写一个标书,就很“幸运”地中标了,说是幸运,其实其中有多少汗水却很难有人知道。这是席丽艳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于她的硕士导师资格还没有批准,没有研究生帮忙做实验,就一个人干,直到第一个自然基金快结束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硕士生帮忙干活。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在学校的分子测试中心完成的,虽然医院也有分子测试中心,但是条件不足,只能到外面做实验。因为在别人的地方做实验,做完后就要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所有的试管都要洗干净。
刚开始进行实验的时候,席丽艳没有科研启动基金,没有钱买高级的仪器,仪器设备都很简陋。有一次,席丽艳用了一个简易的蒸馏器,提炼真菌代谢产物,由于烷的熔点低,而蒸馏的过程要保持100度水浴,结果夹蒸馏瓶仪器夹子掉了,烷掉到水浴锅燃烧起来了,席丽艳被烧伤了头发、眉毛,甚至睫毛。等到后来有研究生的时候,也有一次烧到了学生,之后席丽艳就不再让学生用那个仪器了。还有一次,医院的内分泌实验室搬家,有很多旧东西要扔掉,席丽艳知道后就跑去捡,只要她能用到的,即使是瓶子、管子,都捡回来。因为当时,刚刚调入我院不久又没有申请到任何科研经费的她要开展科研实在太难了!后来,当时主管科研的陈积圣副院长给席丽艳批了一个5万元的院内回国人员启动科研基金。虽然只有5万元,但对当时没有一文科研经费的席丽艳来说,真是)中送炭!她就靠着这五万元起家了。后来她得到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虽然经费少、人力严重不足,但是席丽艳做得还不错,虽然没有国际的文章发表,但是在国内发表了很多。接下来,她便被任命为皮肤科副主任,负责科研的工作。她在二院的工作也一步步开展起来,她总是非常满足和自豪地对同事说,中山二院是我的又一个新家,我爱上了这个家。
锲而不舍 蜗牛精神铸造奇迹
“聪明就肯定不够聪明,但是我们是从一点一点做起来的,我们现在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做到了,只要国际上做这个领域的,他就会想到我,我的研究队伍,我们中山二院。”
1999年,席丽艳拿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后便几乎每三年拿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4年拿到第二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关于马内菲青霉致病相关蛋白的筛选和鉴定,那时候蛋白质组很热门,他们是最早拿到蛋白质组的研究项目。2007年她又获得了马内菲青霉的第二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进一步进行致病性的研究工作。2009年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广东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巨噬细胞抵御马尔尼菲青霉感染的机制研究。这个项目也是席丽艳经过两三年艰苦准备和无数次通宵奋战得到的!
据了解,席丽艳教授每天下班后还待在医院工作,尤其是从去年开始,通宵工作是经常的事情,曾经有几次是连续三、四天通宵改文章,赶写基金,连医院保安都知道,她是最晚一个离开医院。这次送标书前,他们一直做到年三十,学生也都留到年三十,所以席丽艳的研究生学生对她说:“席老师你不可以这么拼,连我们都吃不消了。”
2006年底,席丽艳教授从一位81岁老人的手部皮疹分离出一个形态非常特别的菌,一时无法鉴别出来。此后,席丽艳为了这个菌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亲自上网查阅各种资料,她发现该菌与荷兰专家deHoog教授报道过的菌非常一致,DNA分析具有100%的同源性,但是形态又完全不同。她立即与该教授联系,然后申请到荷兰乌得勒兹大学皇家科学院真菌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对这株菌进行分析,最后确定这是目前国际发现的唯一的一株着色霉菌的野生突变株(Fonsecaeamonophora,尚无中文命名)。在荷兰真菌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席丽艳足足呆了一个月,因为在一个月内要把所有的资料分析完,她从来就没有休息时间,实验室什么时候关门,她就什么时候走,终于在一个月时间里,她把所有的数据都分析完了。后来,在真菌研究领域里最权威、最知名的杂志《医学真菌杂志》,同一期里刊登了席丽艳的三篇文章。
在20余年的医学真菌研究工作中,席丽艳发现和诊治了很多国内外少见的真菌病,一些甚至是国际首次报道,如国际首次发现有F.monophora野生突变株引起的着色芽生菌病并治疗成功;亚洲首报由Arthrographiskalrae致真菌性眼炎伴发侵袭性上颌窦和筛窦窦炎等病例。她在深部真菌的早期诊断研究、地域性真菌的致病机制研究(主要在中国南方暗色真菌、与艾滋病和免疫受损者密切相关的马尔尼菲青霉的致病机制研究方面)的研究已经得到国内外医学真菌界的普遍认可。2009年7月在泰国举办的“纪念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举办的“真菌进化与查尔斯·达尔文:从形态到分子”的国际会议上,她作为会议特邀的全球六名中心发言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大会特邀中心发言者),主讲“南中国新现的机会性真菌:马尔尼菲青霉及其致病性”,并获得大会一致好评。
但是,席丽艳教授却说,她并不够聪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凭的就是“蜗牛精神”。“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具备,但是有一点能自己控制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总有一天会成功,这就是席丽艳教授的“蜗牛精神”。
席丽艳的先生在深圳工作,而她却选择留在广州,留在中山二院。对于工作的选择,她只是轻轻地说:“舍不得离开中大这个大舞台,感觉中山二院就像我的家,一回到这个家,心里就特别踏实。”席丽艳的一个愿望是想在中山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医学真菌的研究中心,将这门学科发扬光大,因为研究医学真菌在我国南方实在太有优势了。病原真菌不单单局限于小小的皮肤科,它涉及感染范围极广,危害极大,临床各个学科都会涉及到,所以应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