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5日晚，一个女孩拎着行李走进唐家岭村,开始了她的“蚁居”生活。唐家岭，因为居住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者”，被称作这个城市收纳最多梦想的地方。这里成为无数年轻人开始人生奋斗的青春驿站。

侯昭巍，23岁，来京一年，做销售工作。对租住在唐家岭的生活基本满意。他有时迷茫于自己的弱小，但对未来充满信心。

一场酩酊畅饮后,张旭东和朋友们仍然清醒，“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在北京买房、真正落脚，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王卓(化名)，27岁。和捡回来的流浪猫一起住在8平米的房间。他形容自己为“赤脚英雄”,希望将来实现做法官的梦想。

袁伟(化名)和他的女友。他们来到北京一年，在中关村上班，一直在唐家岭居住。

唐家岭某出租楼内，四栋楼被私建的铁板连接起来，铁板上是洗漱间，旁边可以晾衣服。

男生在洗漱,他们的左边就是厕所,这座出租楼内的租户全部要共用卫生间和洗漱间。

街上的小吃摊。“10块钱就可以吃一天。”王彦姐弟俩租住在8平米的小屋里，月租290元。

唐家岭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裸露的电线。公交是蚁族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蚁族弱小强者高校毕业生低收入80后第四大弱势群体永不言弃期待情怀勤勤恳恳聚居

西二旗北路把上地软件园和唐家岭隔离成了两个世界:南边是成片绿地，高级写字楼;北边是被称作“北京不可缺少的贫民窟”———唐家岭村。唐家岭人把这里称作“大唐”。

“天堂”

1987年出生的侯昭巍，老家在黑龙江省某林场，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他喜欢唐家岭的生活，“如果不需要挤公交，在唐家岭生活有点像天堂，物价便宜，生活方便。”

侯昭巍和同事耿小勃合租在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两张床、一个书桌和一个衣柜就把整个房间占满了，房租每月900元，网费30元，一个独立卫生间。

这种水平在唐家岭算是“小康”，“起码，不需要穿着睡衣，跑到外面上公共厕所。”合租的楼共3层，总共住了20多户。“楼上楼下，大声招呼下，就能出来聊会，大家相处起来，像在大学宿舍。”

像侯昭巍这样，对生活满意度比较高的蚁族群体，是占少数的。在廉思主编的《蚁族》报告里，大约84%的人对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据调查，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中有九成属于“80后”，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

买房

张旭东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唐家岭生活近7年，目前月收入较高，有5000多。

但是，张旭东讽刺自己是“铁公鸡”：哥们儿在一起很少请客，自己住的是3平方米平房，每月房租200多，还要上公共厕所。

张旭东是为了多存钱，能在北京买套房，“从5000多，看着涨到了上万，现在，连燕郊的房子也买不起了。”

耿小勃在这群朋友里是最年轻的，他希望通过几年的奋斗，在北京能买套房，“有房才像有个家”。

脆弱

侯昭巍毕业于老家的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换过两次工作。

他常常觉得自己脆弱，他的脆弱来自于弱小。这种脆弱，让他常常感到压抑。“如果我的能力增加了，我才不会感到自己弱小。”

“我认同蚁族的说法。我希望成为可以背起比自己重几百倍物品的蚂蚁。”2009年的平安夜，侯昭巍这样说道。

“补偿”

在中关村上班的王磊和她的姐姐王彦合租在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里，每月290元租金，他们每晚要走过一段漆黑的路才能到厕所，所以，每天晚饭后，姐弟两个基本不喝水。

在王彦看来，当年大学的扩招，让他们这些基本没有希望上大学的孩子顺利上了大学。“人生最后获得的成果是需要付出的，所以，现在艰苦些，全当是对当年轻松上大学的补偿。”

身高不到1米6的王彦，娇小柔弱，每天早晨，是被人流挤上公交车的。平安夜，她伴着月色回到唐家岭，花上5块钱，买了2个馒头和几串麻辣烫带回家当晚饭。“在唐家岭就是这点好，10块钱就可以吃一天。”

变化

7年前，李雅斯就住进了唐家岭，“当时房租每月才200元左右，而且，最高的楼也就是二层”。去年底，他换工作，又搬回了唐家岭，让他惊讶的是，“唐家岭像个南国小镇，简直不敢认了，四五层的小楼到处都是，楼与楼之间挨的那么近，房租涨了不少。”

今年，唐家岭作为流动人口多、脏乱差明显的城中村，即将拆迁腾退。“看来，过不了多久又要继续搬家了。”忙碌了一整天后，李雅斯坐在还未来得及整理的房间里叹息。

唐家岭，北京市海淀区北部的城中村，著名的“蚁族”聚集地。这里被称作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这些“高知、弱小、群居”的蚁族作为“初级北漂”，努力地生活在唐家岭，奋斗在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