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正案提出要统筹规划,要发挥规划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这项工作的落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在《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即将出台之际发表上述观点。他认为:“真正完成《可再生能源法》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需要我们整个产业长期的努力。”
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法律法规不相适合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2月对仅出台4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进行首次修正,并于当年年底就审议通过新的修正案,今年4月1日,新的修正案就开始正式实施,这样的速度在人大立法史上十分罕见,足见国家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视。
1 解决利益分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
对于《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的出台,业内人士纷纷看好。如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薛惠锋认为:“法律修改完善了可再生能源开发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内容,强化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统筹规划,切实发挥规划在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中的指导作用。”
不过,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看来,政策如何落实是个关键问题。“虽然《可再生能源法》刚刚调整,但很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在对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还不够,应该不断创新,研究如何让可再生能源快速持续发展的一些政策,而不只是停留在过去已有的政策上面。”
据他分析,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任务非常艰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虽然很快,但体现出地区发展的不协调、电网和电源的不协调、地方和中央的不协调,使可再生能源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正案提出要统筹规划,要发挥规划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工作的落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说。
以风电为例,作为可再生能源产业一支重要的力量,这几年虽然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发展中的阻碍。“风电产业是站在一个火山顶上,潜在的各种风险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中评价道。
“风电要想再大规模地发展,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比过去的难度要大得多,现在是是利益的调整。例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这个问题,尽管《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也提出来,要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监会、财政部制订一个发电的目标,但如何落实、确定这个目标呢?这个目标怎么去分配呢?这个目标怎么去管理?现在都没有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史立山如是说。
其实,不只是在风电领域,在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遇到的问题都大体相同。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曙光认为,关键要解决各环节的利益分配的问题,“现在政策启动了,各方面还是关心自己的利益分配。政策的推动是靠利益驱动的。”
以电网为例,以往更多地要求各地电网多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多做一些贡献,很少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在政策上应该给电网一点优惠,让它有积极性,不要让它承担国家责任。”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朱骏生建议:“它实际利益得不到,应该给他优惠,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因此,解决利益分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
2 提升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软实力”是核心
目前,光伏领域和风电领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两个发展最快的领域,但价格战越打越烈,已经严重影响两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以风能领域为例,这几年风机价格不断下降,2009年风机集中招标价为5800元/千瓦左右,今年3月的价格是在4750元/千瓦左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说:“风机装备制造商要保证质量和可靠性,不能以损失质量和可靠性的情况下来降低价格。”
王中从风机装备制造商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装备企业想实现规模化销售,想取得市场定价权,想取得品牌效应,就会必然出现价格战。价格战会导致风机制造企业把质量风险转嫁给了最终的业主。”
“风机装备企业的竞争更根本的是技术能力、服务能力的竞争。”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认为:“这需要企业不断科技创新,掌握拥有核心技术的能力。”
“仅有科技创新还不够”,保定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马学禄说:“还要提升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水平,如基础研发、人才培养等环节,这些工作目前做得还不够。”他将其概括为”软实力“。
值得欣慰的是,在风机制造领域,一些本土企业在技术研发上做出成绩。目前,华锐、金风科技等企业掌握了风机整体的设计技术。
当然,提升“软实力”,不只局限于风电领域,还包括光伏领域、生物质能等领域。这是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一个长期任务。
3 生物质能产业寻找突围方向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这边光伏领域、风电领域发展是如火如荼,那边生物质能却不温不火,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其实,凭借生物质能所具有的自身优势,完全能独领风骚。依照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昌达的评价:“生物质能是具有双向清洁功能的能源。”
在国外,生物质能得到高速发展。以燃料乙醇为例,截至2009年底,在巴西和美国得到快速发展,巴西为3653万吨的产量,美国为3192万吨的规模,我国产量却为172万吨,还不及美国的零头。
差距为何如此悬殊?
首先是政策的制约。据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所长马隆龙介绍,对于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只给一个发电政策就可以了,“但给生物质能一个发电政策就不行。因为做沼气发电、做垃圾发电、做燃料乙醇所需要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缺乏针对性的优惠政策,这会影响生物质能的发展。”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生物质能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袁振宏认为:“缺乏针对性政策的扶持,导致企业干得越多赔得越多。”
税费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以我国技术已经成熟的生物柴油为例,据福建省龙源市从事生物柴油的生产曾庆平介绍,各地税务部门对生物柴油理解不同,有的认为需要征收燃油税,有的则认为不需要征收,“这让相关企业无所适从。”
当然,生物质能没有快速发展也有自身问题。袁振宏说:“生物质能在技术上由于转换效率低,经济效益差,需要国家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世平认为:“生物质能在资源的选择、规划上,缺乏完整规划。还有,大大低估了原料价格,把整个产业的效益估得太高。”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生物质能转换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肖明松认为,如果生物质能在技术上没有突破,在市场上又缺乏配套的产品,最后发展会受阻。“总是光靠政府补贴,这个产业是不会健康发展的。”他说。
所以,生物质能在中国需要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将生物质能去发电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甘海南认为:“要思考一下发展方向是否对?”
以沼气应用为例,“如果在一个城市每天生产5万立方米沼气,用来发电看不出效果。”他认为:“但若把这5万立方米沼气用于解决整个城市公交车的用气,前景是很好的。”
对此,马隆龙认为:“发展生物质能,要找到它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差异优势,这就是生物质能产业突围的重要方向。”
其实,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新能源经济,需要不断提高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需要借助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的决定实施的这股“春风”,抓紧健全和完善各项配套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如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规划、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价格管理和费用补偿、财政扶持和金融优惠等配套政策和技术规范体系,群策群力,才能推动整个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