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Calvin这样的白领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拥有一流重点大学学历的“80后”精英，衣着光鲜，生活体面，出入上海顶级写字楼，本科毕业后在外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年薪就已达30多万元。

　　但在Calvin看来，他们本质上与“富士康”员工相差无几——可以连续几个月没日没夜没有周末地加班，薪资福利被克扣，几乎没有个人与家庭生活，身心健康都深受折磨。只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辞职而不是“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而已。

　　他们甚至自己都意识到，“专业服务”（professional service）比制造业中廉价劳动力市场更为可怕的一面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民工荒”，但外资“专业服务”在中国市场的这根曲线才刚刚开始。

　　加班“魔咒”与薪资“算盘”

　　“你能想象连续两三个月，包括周末，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多甚至更晚，早上9点多刚睁开眼睛又要赶到办公室的生活吗？”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做审计业务的小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感觉自己像是机器人。”

　　她说，自从富士康“九连跳”之后，公司的同事都猜测，他们很可能是下一个“富士康”。虽然带着调侃的意味，但她坚持自己并没有危言耸听。

　　记者对多家外资管理咨询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员工进行采访之后了解到，这类企业的业务特点是“项目制”——合伙人竞价得到项目，为期几周到一年多都有，企业内部组建项目团队，在项目期间专门为客户服务。

　　在“项目制”之下，服务费用通常基于项目时间和项目人数。合伙人在竞价时往往要打“价格战”，向客户证明他们能用最少的人和最短的时间把项目以最专业的方式做好。为了完成对客户的这般“承诺”，几乎在所有外资“专业服务”公司，加班已经成了雇主与雇员所默认的工作一部分。更有甚者，会把同一个员工安排在同时进行的两个不同项目上。

　　记者了解到，管理咨询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加班时间与薪资结构上略有不同。

　　管理咨询公司的薪资较高，一般第一年的分析员年薪在15万~20万元人民币，工资逐年（或半年）增加的比例较高，同时年底会有不同比例的分红。但一般加班都没有加班费，只有晚餐与交通的报销。对于公司来说，加班的“零成本”也是构成无休止延长工作时间和双项目安排的主要动因。

　　而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薪一般较低，第一年的月工资在5200元到5500元人民币，逐年增加幅度较小，在2009年以“金融危机”为由，行业内大都只有300元左右的月工资增幅。但与咨询公司不同的是，会计师事务所有加班费。

　　记者了解到，小蕾所在的事务所，2009年的加班费基本按照小时工资制度加倍，即周一到周五的加班小时工资按平时工资的1.5倍计算，周末按2倍计算。但是最后在填报并申请加班费的时候，仍然需要项目经理审批。是否批复则取决于经理个人意见，有时会在加班时数上有所改动。

　　据小蕾透露，自从2010年以来，以“金融危机”为理由的种种有利于公司的政策都以牺牲员工利益为代价。如加班制度的调整，今年初开始，公司规定，除个别情况外，无论每周实际加班时间多少，最多只可报20小时，而每个月80小时的加班时间之中只能拿到36小时的加班费，其他转成今后的休假。

　　也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Cult在论坛上称，“富士康明显守法多了：1.加班给加班费；2.签署‘自愿加班’协议方可超过法定36小时的加班上限。”“我们的小时工资恐怕与广州的9.9元/时最低标准相去不远了。”

　　这样的加班状况虽然在行业内已经被“默认”，但由于对《劳动法》的谨慎，企业从不公开相关数据，没有加班“证据”也使这种情形继续蔓延。一方面，在员工填写工作时间表时，有些公司要求无论实际工作小时是多少，必须填写8小时。另一些公司则对员工填写的实际小时数非常警惕，甚至不愿意对员工提供本人历史记录。

　　身心受损“裸辞”激增

　　在某外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Lily告诉记者，她在另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的同学刚被确诊得了癌症。虽然这只是极端的例子而已，但“身体不好是必然的”，Lily告诉记者，“同事中心脏出现问题、淋巴肿瘤、肾病等等都有。”

　　她说，朋友中几乎所有在四大咨询工作的都有不同程度的颈椎病、胃病等，由于长期缺乏睡眠和过度疲劳，外资“专业服务”企业员工的亚健康比例要比一般白领高出很多。“总是觉得累，没有精神，头疼，每天要喝好几杯咖啡才行。”Lily一脸无奈地表示，“尤其是女生，很难受得了这样的工作强度。”

　　家庭和心理问题也成为他们的“症状”之一。“根本没有时间陪女朋友，连住在一起的爸妈都很少见到，每天工作到凌晨，周末不是继续加班就是只想睡觉。”家在上海的Calvin对记者说，“根本没有个人生活。极少数的娱乐也常常是为了发泄。”

　　他说，他原本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念书的时候很少与人争执。但现在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甚至常常毫无来由。“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办公室的气氛有时会变得很可怕，因为很多人都开始不耐烦起来。”他说着也有些激动，“情绪很容易失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疲惫的时候会感觉很狂躁。”

　　但是他认为，这与“富士康”模式下的廉价机械化劳动并不同，“我们知道事情该怎么做最有效，也希望把事情做好。但有时项目负责人根本不知道怎样做最有效率，却又最想要得到晋升。所以他会把一些效率低下甚至没有意义的事情，迫使我们加班到很晚。另一方面，公司也了解我们的竞争意识，长期建立这种根据绩效升职加薪的机制。”

　　小蕾告诉记者，由于身心疲惫，相比之下薪资又缺乏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裸辞”——在找到下家之前就辞职。“之前和我一个项目组的10个人，5个都走了。”小蕾自己也刚刚辞职。

　　Calvin说，和他一个项目的女同事突然也辞职了，大家曾经都在一起加班、一起抱怨，突然就“裸辞”了。“她只工作了一年不到，但这一年的工作量大概和其他类型公司的两三年都差不多了。”

　　“专业服务业”“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

　　越来越多的“裸辞”只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对企业来说几乎毫无影响。“因为相对其他行业的高薪和职业发展道路，对大量‘80后’毕业生以及正在校园中的大学生都极具吸引力。每个人都想走这座独木桥。企业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招聘到资历相似甚至更好的人。”Calvin告诉记者。

　　他分析到，如今中国已经开始出现“民工荒”，这是剩余廉价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对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他指出，“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如果工资福利不增加，中国将继续出现“民工荒”现象。

　　但外资“专业服务”公司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高端劳动力市场”上，“这条曲线才刚刚开始”，Calvin认为，“上海和北京同样职位的分析师或会计师等薪资，相比欧美市场要低廉得多。而与其他行业相比的相对‘高薪’，又会使剩余‘高端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

　　“不要认为‘相对’高薪让我们与‘富士康’没有可比性。本质上我们比他们更糟糕。”Calvin对记者指出，“公司只招聘一流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一流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也只想来高薪企业。但我们逐渐意识到，由于高等教育培育出的优秀学生逐年增多，‘高端劳动力’市场也和农民工的处境基本类似。尤其对于工作经验三年以内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对薪资和福利讨价还价的能力。”

　　“富士康事件把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家代工公司的员工福利和生活状况，以及类似雇用低端劳动力的‘血汗工厂’，但却从来没有人会用类似的眼光关注过我们。”Calvin无奈地说，“如果富士康代表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弱势，那么在中国的外资‘专业服务’公司就代表了海外资本在中国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