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安龙以其大胆锋利却又不失风趣的主持风格拥有了一大批散户拥趸，被粉丝亲热地称为“老左”。花甲之年才进入事业巅峰期，左安龙见证了中国股市从无到有的整个历程。
左安龙，194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的一个资本家家庭，1967 年毕业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后被分配到上海钢铁一厂，13年后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其时已年近40 岁。1984年，左安龙得到了一个可以表现其能力的机会，成为了当时广播电台的新栏目《经济台》的一名金融记者，从而活跃在金融条线。1985年开始在电台担任节目策划、监制以及主持人，同年左安龙便获得第二届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称号。
谈及这段大器晚成的经历，左安龙在接受理财一周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我在上钢一厂一待就是13年，快40岁才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刚开始做的还不是记者，只是电台小卖部的经理。后来，恰逢上海进行初期的金融改革，上海率先在全国发行股票和债券，成立银行间短期资金拆借市场等。作为金融记者的我也随之与股市结缘。”
1991年，左安龙撰写的《股票高溢价发行将引起震荡》一文刊登在上海的《文汇报》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看后连说“好”。当时正处于“股疯”阶段，左安龙的文章出来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也派人来了解。据了解，他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并在全国提起警告的人。
1993年初，左安龙出任新闻时政类直播谈话节目《市民与社会》的监制、策划兼主持人。1998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访华途经上海期间，更是做客《市民与社会》担任嘉宾与市民进行直接沟通，左安龙由此一度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1999年他正式加盟上海电视台，主持《今日股市》、《老左信箱》、《周末赢家》等节目，收视率名列前茅。2008年4月主持湖北卫视《左道财门》，该节目曾位居全国财经节目收视率首位。
2009年9月29日至今，左安龙以“空降兵”身份正式加盟改版后的央视二套财经频道，主持《老左来了》栏目。
亲历新股抢购狂潮
理财一周报：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当时您是金融记者，那么您本人是否经历过新股的认购与抢购潮？
左安龙：还记得在上海第一次排长队买的票是延中股份，实事求是地说抢购队伍是排了好几条马路，作为去采访的记者我当时目睹了这一狂潮。但是，必须说的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懂。对于买的人，为什么买股票根本搞不明白，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买了股票自己就是老板了。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个新东西，凡是新东西国家是不会让它失败的，凡是新东西最先进入的人总是合算的。但实际上当时股票买了之后是不能流通的，甚至连红利也不分，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很后悔，不少人后来又低价卖给了别人。1985年、1986年发完股票，证交所到1990年才成立。那时候大家工资才多少，五年的时间里，有多少人愿意挤出闲钱买这当时不能流通的东西。所以当时的股票就跟国库券一样，大家既不懂怎么回事，也不懂怎么玩。
另外，我们这批人也都是在当初“老八股”的时候就进去的。当时一百块一股的阶段，我个人也买了几股。
坐庄仍是股市盈利的基本模式
理财一周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327国债风波直接导致万国证券的倒闭和国债期货试点的暂停。这些是否都透出了中国股市的弊病？
左安龙：当时我自己也买国债。这件事说明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由市场内在需求产生，而是上面安排下来的。就拿国债期货来说，这是谁开出来的，市场当时有这个需求吗？国债本身发行量就很小，当初开出来也只是初创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了要增加品种， 为了炫耀发展速度，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无知无畏的鲁莽行动。
实际上当时的市场并没有达到真正需要国债期货这个水平。当时关于发国债期货的详细、尽责的规范条例都没有。仅有的一些还是当时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临时写了几条，就开始推行了，这套东西根本就不可能运用到实际中去。
撰写条例的这个人后来告诉我，他自己当初都感到后怕，国债期货的交易法规就是自己一个人拍脑袋闭门造车制订的。所以国债期货风波的发生是必然的。
理财一周报：除此以外，近十年来，德隆系崩盘、曾被誉为中国农业产业化旗帜的蓝田股份在2001年10月26日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以公开资料揭露问题。这些形形色色的不规范问题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左安龙：这类情况当时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大家现在都说，中国股市的投资人根本不关注公司的质地，只是寻求交易性的利润。追根溯源，为什么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太强？从根本上来说，目前投机性太强是因为我们当初成立资本市场的立足点就值得反思。
当时成立资本市场是为了融资，潜移默化下市场都认为某些专家甚至还给政府的官员灌输，股票这个钱是可以永远不要还的，但他们忘了股票融资拿钱拿的是什么钱，这是投资款，投资款是需要有回报的。这也说明了监管层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重视投资的回报，这是造成中国股市投机性泛滥的原点。
如果资本市场是重视投资回报的，那么就有一部分人不会那么疯狂投机，但是目前来看普遍不重视投资回报只能逼得人们通过交易来赚得差价利润。其实像通过控盘一个股票来坐庄这样的事情现在也还很普遍存在，这成为中国股市获利的基本模式。
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仍不高
理财一周报：与欧美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股市仍显稚嫩。但十年尚且磨一剑，如今20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中国股市这二十年的发展？
左安龙：进步肯定有。中国发行股票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了资本市场，这是建立市场经济必需的炼狱之吻，是划时代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传统资本市场发展不一样，传统资本市场发展是内生性，由需求产生的要求。我们国家并不是，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当时，深圳那边没人买，市委书记带头买，这才带动群众一起来买。仅此一点来看，整个市场带来的东西都不是传统市场、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
这20年最突出的进步都是大家都发现了资本裂变与膨胀的威力有多大。如“老八股”，乡镇企业，街道企业、三产企业都是些破破烂烂的企业，一发股票迅速膨胀起来了。
理财一周报：您在之前提到融资必须要是好的企业，但是从现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企业所发的财报数据来看，有一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并不符合之前市场对它们的评价预期，有些甚至是业内公认的烂公司。您怎么看？
左安龙：哪怕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来看也是这样的，大量的泥沙中只有少量的黄金，真正的黄金只有在泥沙流尽之后才会显现光彩。因为知道资本市场可以融资，那么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来这里融资，一些没本事的企业也会替自己脸上贴金说出点本事来。
目前刚刚起步的阶段中不能一下子发现很多好的公司，这有待时间来锤炼。问题就是管理跟不上、法制跟不上。对于那些新上市的创业公司来说，有没有规定来监督，我个人认为监管层还必须研究出在这样一个初创阶段的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我认为，监管可以松一点，然后再进行大范围的洗牌。企业融资了定价谁来定？实际定价是一些国家规定的询价机构来参与定价，可他们自己也不一定买，这个询价对错与否就是问题。所以国家管理下的市场运作化程度不是很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又弱，离不开国家。
我认为，包括创业板在内的一些创新型公司可以慢慢地发展或者就是大批量地上市，让市场化运作加强。同时对于投资人教育加强，一切让市场来主导。现在这两方面都做不到。资本市场只有20年的生涯本身就说不具备大发展，这又是一个两难。国家需求的是大发展，但是实际上却又缺少大发展的基础。
新股发行二次改革是隔靴搔痒
理财一周报：近期，证监会进行了新股发行第二轮改革，这是否意味着令人诟病的新股定价发行制度将趋于改善？
左安龙：不可能。实话说这仍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调节而已，并且也只能是这样。因为目前市场不具备完善的市场基础，首先基金公司就不是市场化的，靠稳定的管理费来过日子，基金已经成为这个市场的中流砥柱，询价也是他们来参与，他们不是市场化的，那新股发行制度会是市场化的吗？制度不是市场化的，出来的结果也不会是市场化的。
此外，二级市场上，证监会会直接打电话给基金，何时可以买股票了，何时不能买股票，这些都是直接调控。所以这所谓的新股发行二次改革只能说更加严格一点，而非市场化。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看到的新股发行价只是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根本不知道，这肯定也是不合理的现象。新股该发多少价格，现在都是研发机构做的测算，并不是大家博弈出来的价格。
对话克林顿成为事业转折点
理财一周报：您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人民广播电台的，能否谈一下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左安龙：我今年69岁，进广播电台时候已经40岁了，45岁还没拿到记者证，进去先打杂。尽管我也是国家1960年代高考的大学生，但是没办法，进入广播电台时既不是专业本科，也不是广播学院新闻系，难度就比人家大，需要慢慢摸索。后来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当时各方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广播电台也要搞新节目和新的编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更换过程中，老的体制被打破了。成立《经济台》后，我就成为了金融条线的记者。
当时恰逢上海进行初期的金融改革，上海金融业的重磅消息不断，作为金融记者的我也就有机会进行全程直接跟踪采访。后来电台又要搞主持人直播，我搞过股票之后又回到电台的《市民与社会》担任节目主持人。与之前不同，这是完全时政的新闻，这个岗位又为我积累了很多经验，一句话实践中学习真知，一开始因为不懂要不断向人学习，抓住机会就要大胆地表现，机会来了就赶紧地抓住。
理财一周：1998年成功主持克林顿担任谈话嘉宾的广播节目《市民与社会》是否可以称之为您新闻生涯中较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左安龙：对。这在中国也没发生过，一个外国人又是美国的总统，来找一个地方台又不是中央台的广播搞一次直播和市民对话，可想而知是件十分惊人的事。这事也反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种鲜活的面貌，可以直接和美国总统对话，当然是极富挑战意义的。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极具戏剧性，前后花费了大概一个月，最终才成功。我记得当时节目开播前十分钟才收到外交部的明码电报，表明他们同意我们举办这个节目。
出走上海台实为无奈之举
理财一周报：早前您从上海屏幕退下来一段时间后曾亮相于湖北卫视，节目收视率也是大幅上升，大好前景下您又选择了加盟央视。当时先后两次急流勇退是基于怎样的情况？
左安龙：出走上海台是无奈之举，其实我并不想走。这里我也可以谈谈当时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有一封针对我的匿名举报信传到了SMG的领导手里，后来领导给我看了，说我拿了一家公司每个月2万块钱的津贴，还跟这家公司有商业合作，利润分成。当时领导询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说没有。
之后我在节目里把这件事情公开，我认为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任何人对我质疑都没关系，我们可以公开沟通交流，检举揭发我不会给你穿小鞋的，所以希望你能够站出来对我进一步检举揭发。结果SMG内部出了个文件，认为老左利用节目为自己的清白做辩解。我只是告诉大家没有这个事，而且欢迎大家深入检举揭发。结果先把我的工作停了，然后让我反省检查。后来，我在小范围里讲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可以做得再好一点，但是不能说我“以权谋私”。那我想既然已经这样了，节目也就没办法做了，就这么走了。
从上海台出来后，我做了个白内障的手术，休养了一段时间，春节的时候还去德国和女儿聚聚。之后湖北卫视正好要打造财经节目，他们缺人就找上了我。节目原来的起点很低在全国第二十名，我去一个月之后收视率就上升到第一名了，做的正火红的时候，央视要成立国家级的财经频道来征召我，希望我去，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向湖北卫视摊牌说明情况，就这样有了第二次的急流勇退。
荐股肯定会害人
理财一周报：您觉得自己受到观众，尤其是个人投资者欢迎的原因有哪些？
左安龙：我想是因为我做的时间比较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我从来就不推荐股票，只做价值分析，因为推荐股票会使一部分人得益，但肯定会害一部分人。股市就是这样，有一部分人赚钱就肯定会有一部分人赔钱。另外就是不断点出市场的弊病所在。此外，现在我在五天的节目中从五个不同的市场角度来谈。比如说，星期一谈价值投资，股指期货。星期二谈商品期货，星期三谈外汇交易，星期四谈国债、基金，星期五谈技术，谈浪型。这样一来都囊括了，大家也都感兴趣了，既符合了广大中小散户的要求，也符合了想要深入研究的需求，有文化和没文化的要求都符合了。
理财一周报：如今，您在生活之中忙些什么？平时有些什么兴趣爱好？
左安龙：每天做做央视的节目，关心一下与节目相关的素材，因为做久了熟能生巧，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平时还能有更多的空下来休息的时候，静坐看看风景，从家里望出去的风景也比较好，听听音乐，旅游。现在年龄大了，运动也不大敢运动了，就是静静地走走路。自己也很少炒股了，参与是参与的，手里有股票，但是不太去运作。
(编辑：杨芝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