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条缩小“三大差距”的道路，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贡献
重庆日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民生问题被提到一个崭新高度。从中央到地方，都花了大量精力去解决民生问题，为什么民生问题在此时此刻会如此凸显？
关凯：强调以民生为导向的一个重大意义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尤其是中国，既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历史、现实和国际这三个维度来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
首先是历史的维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需要有一个大史观的视野。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四大古代文明中，就一个中国作为实体国家延续下来了，埃及跟古埃及没关系，印度跟古印度没关系，他们的文脉都断掉了。中国不一样，即使在最黑暗的那100年里，也没有真正地、完全地沦为殖民地。
在救亡图存的奋斗历程中，社会主义在中国最终胜出了。中国的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也成为二战以后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和榜样。
但是时代在变，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所剩无几，从欧洲殖民者铁蹄下解放的人们此时发现，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再是白人殖民者，而是自身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来了。此后，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整个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体了。
了解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再来看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政策，就可以将其理解为新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探索。即使评价它的效果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努力的方向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实践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如何使各种新的社会结构更好地协调起来，这最终将回答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性质的国家，这也将消弭内部外部的担忧。
重庆日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政策，就是在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的一种体现？
关凯：当然如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追求社会平等。这就涉及到用第二个维度———从现实的维度来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任何政治命题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在这个时候找到一条缩小“三大差距”的道路，那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贡献。比如，重庆现在提出在“积德”中实现大发展就是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积德”实际上是个来自底层的观念，然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站在底层看问题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立场。站在精英的立场看问题通常是自由主义，要求讲效率。
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再分配环节。只有把“蛋糕”切好了，才是社会主义，切不好就不是社会主义
重庆日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协调，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关凯：中国发展到今天，“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如何切“蛋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关键性的制度问题。只有把“蛋糕”切好了，才是社会主义，切不好就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再分配环节，当初次分配交给市场经济去做，那二次分配的时候，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做出国家干预的制度性安排。
如果说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以前，我们是以发展为主线，那么科学发展就是一个升华，就是指不能光想着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而是要想全方位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建设，制度的建设，社会的协调都要配套。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亟须提升经济实力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还可以接受，但在今天，公平与效率必须提升到同一个高度。
重庆日报：缩小“三大差距”已成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缩小“三大差距”，除了经济政策调整，还需要做什么？
关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三大差距”在根本上是经济决定的，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个人占有经济资源的差距来决定的。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文化也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是问题，道德体系、伦理体系、规范体系的建设也是问题。
缩小“三大差距”，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要用最小的成本转型，这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也最符合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靠经济发展来确立其合法性，经济发展能提升整个国家的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今，经济发展的这条路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这些目标在中国只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当然，改善民生、缩小“三大差距”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像重庆的打黑，很受老百姓拥护，因为大家都痛恨天天被欺负的日子，需要有人来伸张正义。老百姓看到坏人伏法，好人出头，心里面的怨气就消了，许多矛盾也就化解了。这也是改善民生的一种方式。
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曾经最贫困的国家，享受了30年经济高增长，然后又面临很多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善民生，中国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创造历史
重庆日报：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讨论这一话题，有什么新的内涵？
关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之后，我们就开始享受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之轮30多年来没有停歇，直到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伟大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的背后我们也面临许多挑战。
比如说，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今天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三大差距”的扩大。人们可以享受很好的物质条件，却失去了内心里的一些安定感，许多人生活压力很大，这都是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
关于民生问题的讨论，以前的条件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去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像以前是在计划经济下。如今，你的制度，你面临的处境，你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全变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走到这一步以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到这一步———曾经是最贫困的国家，享受了30年经济高增长，然后又面临很多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善民生，作为中国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创造历史，这种实践正在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具有世界性意义。
重庆日报：说到世界性意义，我们有一个问题：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似乎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像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历史终结了”。但在对抗全球金融风暴中，许多欧美国家又都采用了社会主义式的手段，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
关凯：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第三个维度———国际维度。
广义地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背离的、无法兼容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僵化的，不一定完全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单纯依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一次尝试，但它已经失败了。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停止。譬如欧洲国家，瑞典、法国，这些福利国家都有很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甚至有很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很强大的工会，有很强大的国家再分配体系，这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实际上，一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层面具有很多社会主义要素。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明白：人类社会的知识和经验永远是共享的。所有社会努力的目标都是要把自己建设得更美好。制度选择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路径选择问题。没有任何学说与制度先验性地高于其他学说与制度，它们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成熟起来的，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但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演进线索和文化传统，都要在自身的传统之上建设现代国家。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在不断向对方学习以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实事求是就是我们最好的思想传统。
当然，中国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很多事我们在理论上解释不太清楚，但实际去干却能干明白。换句话说，我们的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理论发展的前面。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视野，不断深化我们的理论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察目前重庆的探索，应该放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这样一个理论高度上来思考问题。而这种探索，对于中国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关凯简介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曾长期在国家部委机关工作，其《族群政治》等专著具有非常开阔的理论视野及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