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在汽车零部件供应厂商的一系列罢工让人震惊，毕竟中国工人这么久以来都是这么的宽容。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工业改革，让职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示威活动主要局限于那些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和下岗补偿的工厂，很少波及能够稳定发放薪资的地方或外资企业。

　　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收入差距的扩大，一部新劳动法的颁布，地方仲裁委员会和法庭无力处置大量申诉，都为劳资纠纷的上演搭好了舞台。与此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让罢工工人迅速传播谈判结果的强大工具，如果不受约束，很有可能引发一轮波及全国的罢工风潮。

　　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对熟练劳动力的争夺已经加剧，早已引起工资水平的稳定攀升。在销售额和盈利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愿意至少把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分给员工，以吸引所需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工资主要由企业和员工之间单独设定。但在今天，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认识到，在他们帮助创造的财富中，他们应该分到比以往更大的一部分。

　　2008年1月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是政府推动中国制造企业升级到高附加值产品、抛弃完全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产品这种努力中的一部分。所以新劳动法特别针对工作环境恶劣的工厂。这部法律还要求同全职员工签订合同、限制使用临时工，并为工作时长、加班和解聘规则等关键劳动待遇设定了最低标准。

　　这些保护提高了员工的预期和权利意识。甚至在人力资源方面最开明的企业也发现，新法增加了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并提高了员工的待遇标准。不那么紧跟形势的企业会发现自己的成本陡然增加。

　　为帮助贯彻实施这部更严格的劳动法，中国允许工人向仲裁机关提起申诉，或提起法律诉讼。于是，进入仲裁或诉讼阶段的劳资纠纷数量大幅增加。不幸的是，仲裁委员会和司法系统难以处理大量新增案件，加重了工人的失望情绪。

　　罢工常常是工人的最后手段，因为中国政府偏向于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而罢工与这种偏好背道而驰。但中国“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分歧正越来越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以这些抗议为标志，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管理好一个越来越不安稳、越来越敢于发声的员工群体，无论是对于本地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来说都将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雇主能够引领趋势之先，通过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来解决不满，那将再好不过。同样，地方企业也需要加大努力，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分歧。罢工不必非进行不可，企业和政府对全国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可以帮助化解今年以来发生的那种高成本停工现象。

　　《劳动合同法》通过的时候，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管理员工的预期。我们把新法的好处向员工做了沟通，在必要的地方对工资和其他方面立即进行了调整，并制定了本公司遵守新法的计划。我们还把我们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待遇同周围的工厂做了比较。这在二三线城市特别有效，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工厂往往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单位之一。

　　要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就要使有利害关系的各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公平对待，并将受益于经济的更加繁荣。有人或许会痛惜中国失去了作为国际竞争优势来源的廉价劳动力，但这属于整个国家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