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何出现“正确”的错误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干部选拔任用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但在这项工作中也存在一定问题，这包括，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不科学、不民主甚至违法乱纪的现象，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还有，即使从选拔原则、选拔条件、选拔程序、选拔方法等各个局部来看都是符合规定的，但结果却会出现人与岗位的不匹配。以现在广泛推行的干部竞争上岗为例。从确定岗位、公布条件、接受报名、资格审查，到考试测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拟任公示、党委任命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也就是说，从局部来看都是规范、科学、民主以及符合制度规定的，但有时结果却是，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的人选，无论是在组织还是在群众看来都是不合适的。例如，外语专业毕业的博士从事后勤管理岗位、科技方面的人才从事安全保卫领导工作等。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成谬误”陷阱由此形成。

　　从深层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哲学层面上没有很好地处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要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局部与全局辩证统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既要尊重局部的利益、强调局部的发展、发挥局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要认识到，局部的利益要服务、服从于全局的发展、全局的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只强调选拔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正确有效、合乎规定，而没有很好地从全局上把握好选准干部这个核心原则，就会出现局部工作流程游离于全局工作之外、选拔结果出现异常的现象。二是没有很好地引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正当博弈。简单地说，价值理性追求的是行为固有价值观的纯粹信仰，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所采取的手段和所达到的目的；工具理性则并不关注行为本身固有的价值，而重视为达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可能手段及其附带后果，从而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往往是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相对萎缩。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也存在这种倾向。现在，我们的干部部门、组织部门出于干部工作公正、民主等方面的考虑，重程序、重手段的工具化倾向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对工具理性的追求超越了对价值理性的考量，其结果则是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工具手段无可挑剔，干部人选却出现误用。

　　以优化党管干部原则寻求破解之策

　　多学科审视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合成谬误”陷阱，有助于从根本上认清问题，寻求有效的破解之策。在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框架下，摆脱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成谬误”陷阱，基本途径主要有两条：

　　第一，以强调组织权威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干部选拔任用的党管干部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的“纠偏”机制。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中，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一直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干部和组织原则，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但是，近年来随着干部选拔任用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全面深化，这些原则和制度性规定有时会让位于工具性的程序、手段等，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的追求有所强化，集中的分量有所弱化，党委和组织部门在干部任命中的“决定者”角色有所退化。这是一种进步，但也隐藏着不足。优化干部选拔任用的党管干部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要回到一元化的委任制体制，也不是将卓有成效的干部选拔任用改革扼杀掉，而是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决定性环节切实发挥党委、组织部门的权威裁决作用，在强调责任担当的前提下对于程序、手段等工具性正确而结果明显有误的“合成谬误”陷阱发挥矫正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操作过程中要谨防借“纠偏矫正”之名、行“排除异己”和“拉帮结派”之实现象的出现。为此，干部监督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要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必要时要高举干部选拔任用的责任追究之剑。

　　第二，以推进公开选拔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干部选拔任用的开放力度，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的内外结合机制。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成谬误”陷阱，一定程度上与干部选拔任用的部门内、单位内、系统内体制相关。在干部选拔任用特别是竞争上岗的干部选拔中，往往因为能够参与竞争的人选有限而不得不“矮子里面选将军”，这是封闭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造成的。一段时期以来，中央推进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不仅提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而且明确规定公开选拔等竞争性选拔方式所占比重的具体指标要求。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要解决在封闭体制内选人的弊端，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的视野，探索干部选拔任用的内外结合机制。体制外选拔领导干部，不仅能让人们更好地行使参与竞争的权利，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精神，而且有利于摆脱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成谬误”陷阱。干部选拔任用的内外结合机制，也将会带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正当博弈的积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