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择人”乃千古难题。唐太宗所谓的“量才授职”和“用人如器”等，都是我国古代朴素的“为官择人”、“选贤用能”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探索中艰难前行，并逐步形成了以委任制为主体、基本适合中国政治发展需要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时代的发展催生政治的变革。市场经济公平和竞争的基本精神追求、现代政治民主和透明的基本价值诉求共同推动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作为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一种创新形式，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从理性思考层面逐步走向实践操作层面，并在现实中显示出强大号召力。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干部，不仅对这项改革举措充满信心，而且主动参与的意愿也非常高，不少干部就是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方式走上领导岗位的。但作为政治文明特别是官员选拔制度的探索性行动，公开选拔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民主与科学的追问和考量，解决和回应的最终形式和最佳目标在于民主政治与科学手段的结盟。
“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是“五四”时期我们从国外请来的两位“治病救命”、“治国救亡”的“洋先生”，从此中国走上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发展历程：民主与科学的主题在时而坚持时而抛弃、时而强化时而弱化、时而统一时而分裂的意境下前行。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创新形式，公开选拔也受到了来自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不断“鞭策”；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看法显示出公开选拔中民主和科学的不同价值诉求：德先生强调的是公开选拔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赛先生重视的是公开选拔必须坚持的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德先生所强调的民主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要确保公开选拔的公民参与。实践中，公开选拔的公民参与主要包括两方面基本内容：一是选拔过程、选拔程序的公民参与、公民监督，确保选拔结果、干部人选体现民意、群众公认；二是岗位选拔的公民参与、平等竞争，确保选拔结果、干部人选体现公平、对外开放。体现民意、群众公认一直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公开选拔理应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从公开选拔的基本流程来看，在较为关键的面试和考察环节可以进一步加大公民参与的分量，提高公民参与决定干部任用的权重。体现公平、对外开放是公开选拔相对于其他干部选拔任用方式能够有所作为的有效形式。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下，公民参与干部岗位的竞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现有的公开选拔过于严格的资格条件限制特别是职业身份、地域范围、任职资历等的约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民的自由参与，有违公开选拔对外开放的初衷。既然是一种制度创新形式的公开选拔，理应在资格条件的限制上有比较大的突破空间，以体现公开选拔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性意义。
赛先生所坚持的科学精神，说到底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开选拔中的人岗匹配的问题。如果说德先生的民主思想、公民参与是为了实现公开选拔的政治合法性的话，那么，赛先生的科学精神、人岗匹配则是为了实现公开选拔的技术合理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人岗匹配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岗匹配则是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从科学和技术角度来说，要实现公开选拔的人岗匹配，前提是我们必须对岗位和人选有一个全面而透彻的了解和揭示，但从各地已经实施的公开选拔工作来看，旨在揭示岗位要求的岗位分析并不到位，甚至不乏随意应付、拍脑袋的倾向，据此形成的岗位说明书及其任职资格条件的设定在科学性、合理性和针对性上很难得到保证；旨在反映考生岗位胜任能力的笔试和面试也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使得我们对于岗位人选的素质和能力特别是基本胜任能力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偏差，选人的风险较大。实践的“会写的不一定会说，会说的不一定会做，会做的不一定真做，真做的不一定做得好”的说法，就是对公开选拔在测评人选岗位胜任能力时最好的提醒和忠告。
公开选拔：民主政治与科学手段的结盟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不同价值立场、民主和科学的不同价值诉求，在公开选拔这一创新型的制度平台上进行着富有意义的博弈。博弈过程中，由于各自理性追求的出发点存在明显差异，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相互排斥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会存在。为了达到操作中的公开选拔更加体现民主的含量，需要加大公民参与的分量和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公开选拔组织的力度和难度，选拔过程的复杂程度也会相应增加，选拔结果、干部人选的科学化程度会打一定的折扣；反过来，为了提高公开选拔组织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度，确保选拔结果、干部人选真正达到人岗匹配的目标，要求尽量减少人员参与的数量，尽量规范、严格设定岗位人选的资格条件限制，这就与扩大公民参与的民主要求存在一定的矛盾。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公开选拔的制度设计者和制度执行者们在怀揣民主政治的同时，不失科学素养，这不仅考验着他们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而且检验着他们的科学精神和技术能力。
从现有制度文本和操作实践看，旨在促进民主与科学的公开选拔方面改革和完善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从《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中有关“报名资格条件的适当放宽”、“命题前进行职位分析”、“面试应当选择适当科学的测评方法”等的规定，到《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有关规定，突破性的制度规定在不断出台；各地实践中，公开选拔范围从体制内发展到体制外、面试从专家评委发展到专家评委与群众评委相结合甚至采用电视直播的方式等，也无不体现公开选拔在民主与科学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以求。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追求昭然若揭。
德先生与赛先生高兴地看到了他们各自的主张正在努力落实和实践之中，他们更加欣喜的是，公开选拔这朵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浪花正在朝着非常值得期待的新趋势迈进，那就是民主政治与科学手段的结盟。比如，在公开选拔的面试环节适当增加熟悉、热心公开选拔工作、负责任的真正群众评委的人数，并适当提高群众评委的评分权重，而不仅仅是象征性地邀请一些“两代表一委员”充当群众评委、给人以走过场或形式主义的印象。毕竟，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与现代政治的高度激荡，正在动摇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基础，干部人事制度中神秘化、个性化的操作以及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暗箱操作、封闭运行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民主政治与科学手段结盟基础上的公开选拔正是荡涤这些不合时宜做法的有效形式。在中国现行的政治构架和干部人事制度框架内，我们有理由期待公开选拔这一制度创新形式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