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对科举这一“干部竞聘”人事制度改革的攻讦从未止息，而“进士无行”（靠舞文弄墨进入公司管理层后却并不擅长公司管理）的客观劣势也逐渐暴露，但大唐公司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为何？

　　这一篇聚焦“科举竞聘”这一公司人事制度改革对大唐以及其后的公司格局的实质性作用和影响。

　　废不掉的低效人才选拔法

　　帝国公司的“干部竞聘”人事制度改革，初起时虽然科目五花八门，但经过一番筛汰后，最终只剩下了“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靠的是职业经理人集团的家学传承，而“进士科”则依托于普通员工庞大的群众基础。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是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而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因应试全无门槛，遂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然而，帝国公司的领导干部岗位总是有限的，提拔干部究竟是更看重“院校”、“文凭”、“专业”（世家大族子弟具备和擅长的），还是更看重一考定终身的“竞聘成绩”（科举考试的文学才华）？管理岗位上，到底该提拔娴熟于帝国公司经营实务的“明经科”政治家们，还是成天奢谈聒噪的“进士科”文学家们？

　　大唐一朝，对此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明经科”者一直稳占上风。

　　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这是早有历史恩怨在焉的。

　　早在东汉灵帝时，为了对抗成天研究政治（经学）、煽动负面舆论的太学生，掌权的公公们就曾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成立了鸿都门学，收罗了一帮没条件参与政治实习的寒门子弟，转而研究文学艺术等和谐科目。为了特别恶心捣乱的太学生们，在公公们的关照下，鸿都门学毕业生的出仕待遇，均远较太学生为优厚———从那以后，学政治的和学文学的，就成了职场上的对手、学术上的冤家。

　　大唐公司不过是又重演了这一幕。

　　自打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推行“干部竞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除了少数有资格拼爹，能够凭借“祖荫”入仕者外，大多数世家子弟只好选择应考“明经科”，

　　去挤“干部竞聘”的独木桥———本来这就够让世家大族不满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是个“新出门户”的武则天当权，她不但继续在政治上压制世家大族，而且还动辄抡刀子杀人，显而易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台，帝国公司又重归稳定，缓过气来的世家大族立刻发动了反攻倒算。在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展开进攻：“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给多为寒门子弟出身的进士科文学家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帝国公司培训部副经理（礼部侍郎）杨绾提出，进士科“重文轻儒”，助长了青年干部苗子的浮华作风，实在要不得。建议将“干部竞聘”改回“组织推荐”的老套路去。

　　这一提议立刻引起坊间舆论的热议———可不是么？玄宗天宝年间文豪如云，唐诗仙、圣齐出，可还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最后闹出个“安史之乱”！足见“进士科”乃至整个“干部竞聘”体制，压根就选不出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嘛！

　　杨绾本人虽为世家子弟，但却是个堂堂的进士科出身，又正好是“干部竞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他的提议极有杀伤力，进士科差点因此被扼杀。

　　接下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77年），驸马爷王士平与其妻义阳公主闹婚变，恰好有两个进京报考进士科的寒士无聊，竟将其事谱写成乐曲到处张扬。皇帝大怒之下，又差点废掉进士科。

　　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世家出身的宰相郑覃屡次请罢进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认为“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而与郑覃同党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说得更妙：“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以上进士科的对头们，确都抓住了此科选才的天然弱点———选拔标准与帝国公司“中心工作”缺乏直接关联，文学天才未必便是经营高手；寒门出身的文学之士不懂宦场规矩，常常应对失宜闹笑话；穷孩子一步登天，又缺乏系统的政治教养，作风往往轻薄，等等。

　　然而，尽管被世家出身的职业经理人们上纲上线地批，浑身被射得千疮百孔，甚至被板上钉钉地公认为“进士无行”，但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

　　奇怪吗？不奇怪。

　　因为，大唐公司这套“干部竞聘”制，求才从来就不是首要目的———唐人中还真有明白这一点的，赵嘏诗中“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语便道破了的科举深意———不过他也只说出了一半。

　　帝国公司的平衡术与泄压阀

　　科举，或者说大唐公司版的“干部竞聘”，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望文生义，简单地以为这仅仅只是个人才选拔制度，那就必然走进死胡同。

　　对于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来说，既然职业经理人苗子遍地皆是，那又何须继续死守在世家这一棵树下，受那等鸟气？从一个无穷大的口袋里随机抽取样本，还仍然连连抽中他满心不喜欢的崔、卢、郑、李（赵郡），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

　　当公司里的崔、卢、郑、李连拉帮结伙搞“小俱乐部”的起码人数都凑不齐之时，帝国公司的老板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所以不管旧世家如何在他耳边唠叨，他是打死也不会再恢复以“九品中正”为代表的“组织推荐”干部选拔模式了———因为负责推荐的“组织”，代言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造就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团伙，人事权压根就不掌握在他这个老板手里嘛！

　　除了逐步平衡乃至最终取代世家政治之外，科举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充当帝国公司的泄压阀———为世家政治时代全无参政议政权利的草根阶层，打开一条合法上升的渠道（不管它有多么狭窄）。从此，即便是穷乡僻壤的“田舍郎”，也有了一步登天参与帝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可能：只要他肯老老实实皓首穷经，认真研读官方指定的那几本“公司组织基本原则及案例”到一定水准，就可以参加长安城的抽大奖活动———连曾国藩都说“场中莫论文”，李鸿章都当过复读生，这科举考试不是“抽大奖”是什么？不过它的中奖概率比之彩票又要高得多，高峰时每期都能抽出两百来号人呢！抽中者固然皆大欢喜，即便抽不中者，也只能自怨学艺不精，而断没有归咎于公司之理。

　　既然要充当草根阶层的“泄压阀”，那么“干部竞聘”在考试设置上，就必须从众、从简。世家子弟靠家庭背景和政治实习而实现的“素质教育”，绝不是寒门子弟效仿得来的。有鉴于此，帝国公司便须为其另开一扇旁门，以便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考察参试者的智商、想象力以及政治抱负（当然还得兼顾改卷及评判的标准化、简单化）———还有什么考法，能比出律诗、律赋及其直系子孙“八股文”这种极端格式化的试题，更贴近这一主旨的呢？

　　以从众、从简方式“竞聘”出来的干部苗子，自然不尽符帝国公司经营管理所需，然而他们具有较高的平均智商和学习能力，却毋庸置疑。所以只需多费一道培养工序，这帮苗子大多还是可以造就的。

　　较之公司在维稳上所获的巨大收益，人事培训上的一点点浪费又算个啥？想想看，若不是咸通年间那几位主考实在没眼光，数次漏录一个名叫“黄巢”的山东考生，这大唐朝还得多活不少年不是？

　　大唐朝的历届董事长们，正是认清了“干部竞聘”的深意，所以尽管对“进士无行”也很窝火，却始终不敢遽废科举。而失去了垄断政权技术基础的世家大族，则在与寒门庶族的斗争中，不断衰败。

　　魏晋以来，董事长命运为职业经理人集团所操纵的悲剧，终于在大唐公司彻底终结，而“干部竞聘”却在此后一千余年中，成为帝国公司的“维稳大法”———聪明才智之士尽收归体制之内，剩下一帮不识字的老粗，还怕翻了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