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俏的老民工

    在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父辈抢饭碗

    揉揉惺忪睡眼，20岁的王清摁掉手机闹铃，艰难地爬起来。7个月前从山西的一所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他北漂到位于首都的一条诺基亚手机流水线上，从事着“毫无惊喜”的工作。

    王清不能理解那些可以长期处于加班状态的老工友，比如30多岁的郭国翔。这个四岁男孩的父亲说：“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很聪明，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年届四十的小包工头老郭也在憧憬着儿子的前程，他想买房，但不是在老家，而是在他业已扎根的上海。

    按照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的标准界定，王清属于新生代农民工，老郭属于传统农民工。郭国翔则介于二者之间。

    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渐消、就业难与招工难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企业主眼中的“紧缺人才”并非王清而是郭国翔以及老郭这样的“老兵”。

    “如果身体可以，五六十岁的工人我也愿意招。”一家手机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面是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弱化，另一面，农民工队伍隐现“老龄化”趋势。

    如此态势让本已承压的企业主平添纠结。

    不能理解老工友

    王清所在的工厂位于北京东南五环的亦庄经济开发区，方圆1公里之内坐落着十几家知名手机生产商和配套商，包括诺基亚全球最高效的制造基地之一。

    第一代蓝领工人的年龄逐渐老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制造大军中的主力，学历和眼界的不同让他们的价值观和上一代相去甚远。“攒钱回老家盖房”并不是王清的唯一梦想，他喜欢体面的工作，喜欢上网，喜欢旅游。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外出务工人群。

    如果王清上白班，都是早晨7点准时起床，叼着包子挤公车是常有的事，不堵车的话车程10分钟，下了车走2分钟，便可以到生产车间。

    “宿舍像学校里的上下铺，每个人还有一个行李箱大小的衣柜，整个房间除了床还有一张小桌子，但我们平时都很少用。”王清住不起工厂附近的酒店式公寓，因为一个月将近1500元的租金会花掉他每个月所有的积蓄。

    每天上工之前，线长会面授机宜，比如“今天要完成多少量的任务，昨天的产品遭到客户投诉要注意改进”。王清告诉本报记者，这些对于他来说就像耳旁风，他觉得，即便再努力工作，也不会成为流水线上那一部部数千元诺基亚机型的用户——那是他平时工资的两倍。

    王清说，一个工人每天在生产线上的时间为12个小时，4组人2班倒，早8点和晚8点，“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没有什么惊喜可言。”

    当订单比较少的时候，申请加班成为一件难事，如果没有加班，工人一个月只能拿1200多元的底薪，不包吃的情况下几乎剩不了多少。

    “上夜班补助多一些，但晚上最容易犯困。”王清说，“有的工人因为年纪小受不了苦做两天就跑了，但只要撑到试用期过了，每个月就能比一般工人多拿600元。以每个月20天左右的开工率计算，正式工在总工时超过141个小时后就可以算2倍的加班费。”

    “不过，能撑过试用期的工友挺少的。”王清告诉本报记者。

    工作流动性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之一。

    全总2011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

    王清不能理解那些可以长期处于加班状态的老工友，连续上两个晚班对于他来说已经难以忍受——整个人浑浑噩噩的，睡不着也不想动。

    延迟退休的奋斗

    郭国翔就是王清口中的那种老工友，他和妻子在王清附近的厂区工作，每人每小时大概能挣20元。为了省下坐车的钱，郭国翔骑单车上下班。

    夫妇俩在厂区附近租住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四岁大的儿子因为没人照顾，因此送到河北的奶奶家。

    “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很聪明，以后会有大出息的。”郭国翔在流水线上做了10多年，从富士康到加多宝，再到诺基亚，熟悉的环境和类似的工作内容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和老家的人相比，他算是个从大城市来的人，这种情愫已经让他很难再抡起锄头下地干活了。

    郭国翔也有自己的担心，到了他们这个年龄，要不就是做管理层，要不就是转行。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30多岁还留在生产线上的老员工其实少之又少，总是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淘汰”的感觉。

    不过，这一顾虑在张智学眼中根本不是问题。

    “用工断代的情况已经开始了，现在的年轻人和原来的不太一样，显然他们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诉求。”这位手机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深圳一份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调查报告显示，19.6%的传统农民工把社会保险纳入求职因素，而他们后辈的这一比例则高出20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给普通的工人底薪是1360元/月，算上加班费，每个月至少也在3000元以上。”东莞市金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管感叹，从2011年开始，招工的情况越来越不理想。

    现在他对劳务公司的态度是既爱又恨，“他们带着一批批工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哪里高就往哪里跑。”

    根据本报此前的报道，珠三角如今出现了大批“专职临时工”，他们专挑春节前后企业缺人时求职，工时短、薪酬高。

    在上述高管眼中，现在的工人并不能长时期处于流水线作业状态，年轻的做久了就喊累，还是年纪大一点的肯吃苦。

    像郭国翔这样超过10年的老一代农民工现在已经成为制造商眼中最为紧缺的人才。张智学说，现在自己开3000元月薪也招不够人，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才要求2500元。

    而对于王清来说，“中国新一代蓝领农民工”的称号放在不安于现状的自己身上似乎显得极不协调。

    上述全总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2000年，10斤面粉8块多，现在是20元。”王清觉得自己的工资还不如当年叔父辈打工的收入高，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点价值和成就感。

    老郭则不一样。

    “你别小看我，我现在一年也有个十来万。”说起今年高考的儿子，他说想让孩子考到上海。

    想买房的他向本报记者咨询起了公积金的缴纳问题。

    多部委出台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坚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积极稳妥地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为了扎根上海，老郭想买一套不超过100万的房子。如果他的梦想成真，还需要工作至少10年。

    那时，老郭已经5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