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题为“2011-2012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的大型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医生对自身薪酬与待遇不满意。调查涉及“事业与发展”、“薪酬与待遇”和“情感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受访医生就“薪酬与待遇”给出的评分最低。专家指出，中国医生劳动价格严重低于实际价值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对于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和医疗事业健康发展都有不利影响。

    可想而知，在医患矛盾未有明显缓解，医生的职业形象未有明显改善的当下，“多数医生对薪酬不满意”的调查结论，一定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弹。然而理性地看，医生对薪酬不满意，与其他职业如教师、公司白领抱怨收入低一样，算得上多大的罪过呢？有人认为“多数医生对薪酬不满意”是矫情，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无非是说一些医生有灰色收入，可以弥补合法收入偏低的不足。且不说对医生的灰色收入到底该如何估计，单说“用灰色收入弥补合法收入”的思路，本身就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将灰色收入合法化，显然是不可取的。

    所以，不能因为一些医生有灰色收入，就对医生群体薪酬偏低视而不见。正确的做法是，正视医生薪酬偏低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通过深化医改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严厉惩处医生以非法手段谋取灰色收入的行为，促使医生以精湛的医术、廉洁的从医行为，对得起自己不断提高的薪酬待遇。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上述两方面相结合，最好的制度安排就是“高薪养廉医”。

    按照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对等的原则和劳动者劳动与回报对等的原则，一个人为了当医生，比社会上多数行业的从业者进行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在成为医生之后，又比多数行业的从业者付出了更复杂的劳动，因此，他理当比多数行业的从业者获得更高的报酬。这就是“高薪养廉医”在一些发达国家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当然，正如政府“高薪养廉”之“养廉”，不是指高薪一定能够“保证”、“确保”官员廉洁，而是指能够“促进”、“有助于”官员廉洁，“高薪养廉医”之“养医”，也是指高薪“有助于”、“促进”医生恪受医德、廉洁自律，而不是说拿了高薪的医生就百分之百一定是廉医。

    为此，首先需要公共财政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这是新医改方案明确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将其中一部分投入直接用于提高医生的薪酬。其次，与政府机关“高薪养廉”需要减少官员数量不同，医疗系统实行“高薪养廉医”，并不需要单纯减少医生数量，而是需要科学配置、有效整合和优化医疗资源，扩大和拓展医疗服务的领域（向家庭保健、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健身指导等新兴领域延伸），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通过增加医疗服务的内容，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公共财政投入之外增加提高医生薪酬的渠道。

    “多数医生对薪酬不满意”的调查结果，对中国医疗行业和中国社会都是一个沉重的警示。在现代社会，医生应当是具有严格的道德要求、优厚的薪酬保障、高度的职业荣誉和尊严的人群。如果医生因为薪酬待遇低下、职业形象不佳等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绝非社会之福。笔者相信，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高薪养廉医”将成为医疗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多数医生对薪酬不满意”的尴尬终将改变，中国的医生也可望像国外同行那样，成为无愧于其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的高薪酬群体。